读望岳感受杜甫人生观变化

时间：2023-08-16 03:55:09 文/孙小飞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杜甫是位热爱大自然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除反映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外，描绘大自然的作品占很大比重。他尤其善于以登山望岳诗抒写人生情怀。其中，三首同题《望岳》诗非常值得玩味，这三首分别写于他青年、中年、老年的诗歌像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贯穿着他的生命历程，见证着他的人生观由“奉儒守官”到寻仙访道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生命的放逐与堕落，而是一种强烈的重生意识的体现，是由生命的外在追求向生命内在本原的回归，即由注重人的社会生命向人之精神自由本性的回归。

　　一、青年望岳：彰显生命的强力

　　杜甫在二十四岁(736)游历齐、赵时，写下了第一首《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中雄浑壮美的意象、浩荡磅礴的气势、积极进取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感染着读者、激励着读者。这首诗不仅是诗人自然生命强力的彰显，也不仅是诗人积极进取的生命意志的张扬，甚至不仅是诗人追求社会生命价值的写照，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强音，是诗人的人生观和时代强盛的旋律相交融而奏出的壮美乐章。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世家，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渊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染和教育下，青年时期的杜甫便具有了积极人世、建功立业的宏伟志愿，况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的天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才华，加之这一时期他生活在开元盛世，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激发了他成就一番功名的人生追求。所以面对泰山，这座“五岳独尊”的道教名山，他既没有书写仙家在此寄居和修炼的故事，也没有描绘封禅的盛况，而是凭自己的主观感受抒发了“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表现了向上伸张的生命欲求。在他笔下，泰山已经不仅仅是座雄伟壮丽的名山，更是他远大抱负、精进生命的象征和精神图腾。

　　高尔基说：“真正的诗永远是心灵的诗，永远是灵魂的歌。”杜甫早期所怀有的那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仅寄托在泰山意象上，在其他诗歌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他的《登兖州城楼》表现了对社会人生十足的信心;《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表现出高瞻远瞩胸怀国家安危的宏伟气概;而《房兵曹胡马诗》《画鹰》则强烈地流露出他豪迈的心情，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量。

　　杜甫青年时期留下来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总体上讲其中贯穿着其对人生社会价值的追求、对自我生命强力的张扬，主宰他人生观的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诗中偶尔流露的“诗罢闻吴越，扁舟意不忘”(《夜宴左氏庄》)，“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只不过是在饮宴的语境中随口而出的应酬话罢了，并非真正想出世当神仙。

　　二、中年望岳：初露踯躅的端倪

　　从天宝五年(746)至乾元二年(759)是杜甫生命历程中的困守长安期和陷贼与为官期。正值中年的诗人在这十三年里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的精神世界在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邃的同时，生命意志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发生着倾斜。虽然他继续行进在“奉儒守官”的道路上，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微妙地为道家道教打开了一扇隐蔽的天窗。是继续奉行儒教，以社会取向考察生命的价值，实现“济天下”的梦想，还是尊崇庄子的人生理想，跳出人的社会角色，反观生命的意义，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他踯躅着，经历着灵魂深处的搏斗。

　　做于乾元元年(758)的第二首《望岳》诗，正是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的真实写照。诗中写道：“西岳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厢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西岳华山一直是道教名山，是道教所追求的理想的神仙境界。不仅如此，据《史记》记载，黄帝、尧、舜曾游华山，秦始皇、汉武帝也曾到华山祭祀。而且，“华山天下险”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外借黄河天险拱卫首都长安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集历史文化、军事宗教于一身的名山。面对华山丰富的诗歌题材，诗人只把目光聚焦在华山高峻神奇的形象特征和道教的神仙传说上，而最后的落脚点则是等待时机登上华山去寻仙访道。相比之下，这首《望岳》远不如第一首《望岳》那样具有昂扬奋发、豪迈壮伟的特质，也缺乏一种游目骋怀、昂首天地、超越狭小的身观所限，将其生命人格与精神情感伸张于无限开阔的宇宙空间那种光芒四射的精神张力，更多的是一种沉郁、冷静的情绪。就连那些高低错落、挺拔突兀的群山，也是“如儿孙”般充满和谐与温情。

　　的确，在中国古诗中，山与诗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山是对各种各样的情感形态的隐喻。”如果说诗人青年时期望东岳泰山隐喻的感情主要是力量和不朽的话，那么二十一年之后望西岳华山更多的是一种轻松和安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年的杜甫不再具有儒家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而是说他的这种人生观念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博大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原”，他还要等待时机成熟才会寻仙访道。这显然不是一种决绝的态度，而是一种犹豫，一种踯躅，对深入骨髓的儒家人生哲学他根本放不下。

　　从表面看两首《望岳》诗的意象都是道教名山，但实际上却因贯注的情趣不同而各是一种境界。由青年时期对道教事宜一字不提到中年时期对道教故事的关注，不能不说这里暗含一种微妙的情感情趣的变化。实际上，杜甫在写这首《望岳》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老子“神谷不死”的观念，其《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中说：“神谷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在《赠李白》中说：“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表明对神谷、仙草有所期待;在《寄薛三郎中》中慨叹：“人生无贤愚，飘摇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免危其身?”对神仙道教表达了一种关注之情;而在《独酌成诗》中又表达了对儒教的怀疑：“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此外，这十几年里他还先后与李姓道士和萧姓道士有交往，在《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叙写了与李道士一起赏画题诗的情景，在《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中表明对萧尊师仙术的深刻印象。这说明中年时期的杜甫身上出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和思想感情的渐变。

　　对杜甫思想情感的变化，我们应当承认并理解。因为从普遍的人性意义来讲，“人之为人，最为根本的就在于无限性、超越性、未来性。这意味着：永远的自我否定，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就是人之为人的理想本性。”所以，他思想感情变化是人性中的.必然，如果要求他几十年一成不变地恪守着儒家思想，拒绝接受其他思想，反倒是有违人性的。

　　不过，杜甫中年时期思想感情的变化是非常微弱的，他诗中的主流倾向依然是“济苍生”、“安社稷”。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倾诉了报国无门的苦闷;在《兵车行》《丽人行》中他谴责权贵们骄奢淫逸，揭露统治集团穷兵黩武，对百姓的困苦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敏锐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即将爆发时的种种社会危机。在经历了多次政治上的打击之后，他仍然写出了《春望》、“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忧国忧民的诗篇。由此可见，杜甫中年时期的人生观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对道家思想只是一种关注、一种钦慕而已。

　　三、老年望岳：寻求心灵的慰藉

　　从乾元二年(759)岁末至大历五年(770)冬，是杜甫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个时期，通常被称为漂泊西南时期。这时期唐王朝继续走向衰落，杜甫也在短暂的宁静生活之后一步步陷入贫病交加、穷愁潦倒的境地。在这十一年里，他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建功立业的宏伟志愿消解了，愤懑不平的慷慨之气减弱了，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养护自然生命和追求精神生命的和平、安静、自由的境界上，他由最初的“奉儒守官”走向了寻仙访道。

　　杜甫晚年人生观的变化，我们首先可以从其第三首《望岳》诗中追寻出蛛丝马迹。这首诗写于他去世前一年。诗中写道：“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用祀点，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荣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仗崇冈。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南岳衡山亦为道教名山，其山体雄伟壮丽，景色秀美多姿。诗人虽然也描绘了南岳阔大的气象和迷人的景色，但却归结于这是因为迅速吸取了“领地”的灵气才得以如此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道家的空灵之气。从诗的感情倾向看，诗人在对这座道教名山的极力赞颂中，在对衡山神鸟“朱鸟”的热情讴歌中，在对道教名人魏夫人的无限崇敬中，在对自己未能及早亲近这座名山的遗憾中，在对“神降吉祥”的期盼中，我们不难领会诗人对道家道教已经有了一种热爱和眷恋。郭沫若曾说过：“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杜甫晚年的这首《望岳》诗所折射出的正是他对道家道教慰安天国的向往。

　　杜甫对道教的热爱和眷恋还表现在其行为上、。他晚年曾经三次到过南岳，并留下八首咏南岳的诗篇，除《望岳》外，还有《忆昔行》《过南岳入洞庭》《归雁三首》《送王道士还京》《江南送李卿》《朱凤行》《人衡州》。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来说三游同一座山尚属罕见，而体弱多病的杜甫则不辞辛劳三游南岳，且写下了八首咏南岳的诗，这在古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不仅如此，他在其他诗歌中也毫不隐晦地表达着对衡山及其所在地的深挚情感：《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写道：“孤舟转荆衡”，在《奉赠李八丈判官曛》中写道：“高兴击荆衡”，在《送覃二判官》中写道：“渺渺卧荆衡”，在《送王十六判官》中写道：“衡霍生春早”，在《回棹》中写道：“衡岳江湖大”，在《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中写道：“衡山虽小邑，首倡恢大义”，在《过津口》中写道：“南岳自兹近，湘流东渐深”。一往情深的衡山情结溢于言表，隐含在这一往情深的衡山情结背后的正是诗人对道家道教人生哲学的追随和信奉。在这期间，他在衡阳还结识了一位董姓道士，其《忆昔行》说：“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柁。”其道教情怀历历可见。

　　道教的本质特征是关怀生命、养护生命，道教中人在历史上的所思所为都是围绕解脱人生痛苦、安顿人的生命展开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支柱儒道释都关注生命问题，但对生命却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导向。儒家重视人的社会生命，倡导舍生取义;佛教则力图通过了生脱死，以期来生幸福;道教却关注当下，更愿意在当世过快乐活神仙的生活。道教文化在肉体生命的维护与精神生命的养炼方面隐藏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存智慧，它给世人提供了精神资源，以便在顺境逆境中遨游自如。尤其当人生身处逆境的时候，道家关注生命，探究宇宙，实践养生，不求名利，但问生命自由的生命哲学能给人带来精神上莫大的慰藉。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会从道教中去寻找精神家园，杜甫也不例外，他们在另一种生活空间里寻找人生的况味，在神仙世界里寄托生命的慨叹。

　　杜甫晚年对道教的崇尚在其他诗中也能反映出来：“厌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蓬莱如何到，衰白问仙山。”(《游子》)表达对神仙道教的渴望;“洪涛隐笑语，鼓枻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风帆依翠盖，暮把东皇衣。”(《幽人》)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神仙般生活;“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咏怀二首》)表明自己虽然年老体衰但还想前往另一道教名山——广东罗浮山寻仙访道。这种对道家和道教的热衷也是他人生观变化的证明。

　　需要明确的是，杜甫晚年倾向于道家道教也只是一种人生追求而已，他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成为一名道教徒，他所看重的是道家思想中对自由个性、独立人格的追求和道教中的医术。在他心灵深处依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一角，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病桔》《枯棕》等诗中书写着自己政治遭遇的不幸，表达着内心的不甘与愤懑;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诗中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民生苦难;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野望》等作品中继续表达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在《堂成》《春夜喜雨》等作品中抒写着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风光的迷恋。总之，他晚年的作品依然弥漫着人间烟火味儿。由此可见，杜甫人生观的变化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矛盾的纠结、灵魂的挣扎、社会生命与个体生命的血泪搏斗。最终，他完成了一个并不彻底的“转身”，一步三回头地向道家所倡导的自由人生境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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