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刑事申诉状1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张xx，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20xx年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xx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xx论理，并告诉李xx，以后各走各路，李xx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xx那去。汪xx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 “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xx等人，谁料汪xx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xx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xx店面，李xx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xx后背一下，进而汪xx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xx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xx与李xx及李xx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xx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xx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xx及周xx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xx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xx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xx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xx及申诉人妻子周xx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xx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xx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xx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xx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xx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2、被害人李xx腿部伤口并非申诉人所致
根据现场勘查及申诉人供述，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xx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xx店面，李xx当时在自己的摊位上，倘若真如受害人及证人刘xx所说，申诉人将菜刀朝李xx扔去，那么菜刀应当落在李xx店面一侧。而根据证人周某凡陈述，其当时在路边捡到菜刀，并随手将其放在蛋糕店的架子上，据此陈述，菜刀当时的位置应在申诉人一侧，周某凡顺手捡起，就将其放到旁边的蛋糕店架子上，符合常理，这就更加说明申诉人并未将菜刀扔向李xx，而只是随手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如果按照受害人的陈述，周某凡在李xx一侧捡起菜刀，然后绕过申诉人的店面，将其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这符合常理吗?显然被害人一方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有做伪证之嫌。
3、申诉人将刀仍向李xx不符合常理
根据本案事实，汪xx在推申诉人并与申诉人斗狠时，申诉人才随手扔掉手中的菜刀与汪xx厮打，此时李xx正在自己摊位上卖菜，其并未同申诉人争执斗狠，其又有何理由将菜刀扔向李xx?这符合常理吗?根据常理，申诉人应该直接将刀仍向汪xx。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申诉人一直在与汪氏父子进行厮打，根本无暇接触李xx，其所受伤又怎能是申诉人操刀所致呢?
同时，在本案中，申诉人在与汪xx斗殴之前就已经将菜刀丢掉，在后续的打斗中其再无扔刀行为。倘若被害人李xx及汪氏父子所言属实，李xx应在打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受伤，其遭受如此重伤后，自己竟然不知，反而像没事一样继续参与斗殴，这符合常理吗?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本案所有的询问笔录均没有李xx在斗殴过程中腿部已经受伤的内容?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李xx在斗殴结束后才坐在地上大呼?这一连串的疑点，原审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并未查实清楚，排除合理怀疑，就仓促定罪，有失职、枉法裁判之嫌。
4、原审判决证据不充分，证明力不足
1、认定本案事实主要依赖的是证人证言，缺少其他证据佐证，无法客观还原事实真相。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本案中，认定案件事实时仅仅依据证人证言，而无其他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众所周知，证人证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容易受证人的记忆力、表达描述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对于本案申诉人来讲，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将对其今后的生活、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证人证言就仓促认定申诉人构成犯罪，这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法律原则。
(2)本案证人汪xx、汪某忠系本案厉害关系人，且与本案被害人具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陈xx的证言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没有看清楚刀砍在被害人的何处，另一方面又说被害人腿部的伤是申诉人扔刀所致，显然存在矛盾，同时，在本案审理时，所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仅仅凭借几份书面证人证言就认定申诉人犯罪的事实，这是何其的草率。
(3)本案申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承认被害人腿部所受伤害是他所为，根据申诉人陈述，汪xx冲过来与申诉人斗狠时，其将菜刀随手扔在了路边，而并未朝被害人李xx扔去，只是当李xx叫喊“砍人了”时，申诉人才发现李xx腿部受伤，申诉人仅仅“以为”被害人所受伤是自己的雨伞所致，而并非承认。并且，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也询问办案警官：李xx所受伤害是刀伤还是伞伤，因为办案警官告诉他是刀伤，可见其对李xx受伤一事是何其的惊讶和不解，更加证明其并未伤害李xx。
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合法，理应予以排除
1、申诉人的讯问笔录系逼供和诱供，应当予以排除
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长达6个小时的讯问，期间申诉人因睾丸疼痛难忍，要求侦查人员将其送医院接受治疗，任凭申诉人苦苦哀求，侦查人员始终未同意。在讯问过程中，申诉人向公安机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承办警官汤xx所长认为申诉人撒谎，并告诉申诉人，汪氏父子及李xx均指认是申诉人所为，让其不要狡辩。但申诉人仍然告诉讯问人员并非其用刀伤害李xx，汤xx所长气急败坏的吼道“将其拉到审讯室铐起来再说”，申诉人作为一个朴实的老百姓，如何经受得住这般恐吓威胁。后侦查人员将已经打印好的讯问笔录让申诉人签字，但该讯问笔录与其所陈述内容完全不同，申诉人在签字之前已经向办案民警反映情况，并要求重新制作讯问笔录，但遭到办案民警的拒绝。申诉人拒绝签字，但汤xx所长用手敲了敲申诉人脑袋威胁说“如果再不老实，就直接把你送到看守所整死你，签字了你就可以出去了”。面对如此凶狠侦查人员的威胁、恐吓和引诱，申诉人已经恐惧到极点，害怕自己永远走不出去，甚至被整死，其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违心签字，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事了，怎知侦查人员竟以此继续追究申诉人的责任。
同时，对于证人陈xx的询问笔录是侦查人员事先已经做好，在半夜时分找到陈xx，要求其签字，陈xx明确表示笔录上所载并非事实，拒绝签字。侦查人员于是威胁陈xx，作为朴实怕事的老百姓，怎能受此威胁，其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已经做好的笔录上签字。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54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依合法程序搜集证据，不得逼供、诱供，对证人威胁做假证，对于以此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对于上述申诉人供述及证人陈xx证言应予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原审法院所依据的讯问、询问笔录来源及形式违法，应予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124条、125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及被害人时，侦查人员应当在讯问、询问笔录上签名。同时《最高院关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2条“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但作为本案证据的讯问、询问笔录并没有侦查人员的亲笔签名，显然证据的来源及形式不合法，且侦查及公诉机关并未对此作出补正或解释，故申诉人的供述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理应予以排除。
四、申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被害人所受伤害并非申诉人所为
(1)根据证人陈xx新证言显示，其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是侦查机关事先已经做好的，在半夜时分找到陈xx签字确认，证人陈xx在万般无奈之下才签字，该份证据明显涉嫌伪造。其在新证言中明确说明，当时申诉人确实扔了菜刀，但并未伤到李xx，并且该把菜刀被周某凡捡起后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
(2)证人王某梅、凡某文提供的证言，证明案发时申诉人确实扔下了刀，但并未将刀扔向被害人李xx，也未伤害到李xx，现场也未看到李xx受伤，申诉人仅仅是扔下刀同汪氏父子打架。
(3)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杨xx证言，案发时，其正在街上买千层饼，看到申诉人同汪xx等打架，没看到申诉人用菜刀伤人，申诉人的菜刀也未伤到人，案发现场也没有血迹，李xx腿部也没有流血。
(4)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曾xx证实，案发时，其在李xx摊位买麻辣菜，看见汪xx对申诉人斗狠，申诉人丢掉手中的菜刀同汪xx扭打一起，李xx冲过去将申诉人摊位掀翻，后李xx与申诉人爱人扭打一起，两人被拉开后，李xx就气势汹汹的跑过来用自己的刀在自己的腿部上划了一刀，然后大呼杀人了。因此，根据这四份新证据，申诉人并未用刀伤害李xx，原审判决认定其有罪与事实不符，显属冤案。
综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本案中，疑点重重，证据之间自相矛盾，且证据本身存在违法性，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根据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所有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指向唯一结果，否则就无法认定构成犯罪。同时，根据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凡是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均不得认定构成犯罪，况且在本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认定申诉人无罪。据此申诉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此致
石首市人民法院
申诉人：张xx
代理人：伍xx
xx律师事务所
二〇xx年九月十二日
被害人刑事申诉状2
申诉人：张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母，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aaaaa.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xx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20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20xx年12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20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20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20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20xx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20xx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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