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少是得自父母的教益(甚至她那位留法学美术的母亲在绘画方面也没有给她什么有用的教导)，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他也涉猎过“西学”的书，《私语》中提到留有她的英文题识的一本肖伯纳的戏《伤心之家》)，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励她学作诗，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都证明她父亲对文学的兴趣，他是地道的有闲阶级，没有职业，也看不起职业，读书看报，偶尔舞文弄墨，也是消磨光阴的一途。她母亲也喜欢文学，尤其喜读小说。她有关母亲的回忆中的最亲切的一幕，便是母亲坐在马桶上读《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舍的小说《二马》，一边笑一边念出来，而她靠在门框上笑。
所以她家里无形中有一种文学的空气，在她的正式教育开始以前，她的文学教育已经开始了，她的“人之初”是每天早上由女佣把她抱到母亲床上去，趴在被子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虽然“不知所云”，这样的熏陶和记忆却有助于她的艺术直觉的养成。在家里她有不少书可看，她喜欢看的是旧小说，八岁时她已读过大部分的章回说部，比如百万言的《西游记》。她父亲喜读小报，家里总是这里那里随处乱摊着，她也养成了读小报的习惯。小报上她不会放过的是鸳蝴派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的情调、笔调都从传统小说而来，张爱玲早年喜读这类小说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有旧小说的味道。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可能还与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旧小说中的世界与她的家庭生活，与她知道的人与事可以相互印证有关。众所周知，她对旧小说的热情终生不渝。鉴于新式学堂(更不用说洋学堂)和社会上的时髦风尚均不鼓励这样的嗜好，甚而视为低级趣味，如果我们说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以及西方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知识是得自学校教育的话，那么她在这方面的兴趣无疑是在家里培养起来的。
她的“国学”知识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得自“家教”——十岁之前，她都是从私塾先生受教，她父亲有兴致时想必也指点过她。私塾先生式的教育最重的是古文，她念中学时她弟弟仍跟了老夫子式的先生受教，先生教他作《汉高祖论》，张爱玲受教的未必是这一位，但路数也是一样的。可惜我们看不到她的课卷，只知道她那时肯定背了不少古文。她父亲有的是旧式的教养，虽然不以她在学校里写的那些“新文艺腔”的作文为忤，甚至感到得意，可是当他鼓励女儿发展写作方面的才能时，他还是劝她随了先生学作旧诗。张爱玲记得她曾作过三首七绝，有一首咏“夏雨”，其中的两句，“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先生颇为赏识，加了浓圈密点，她自己也有几分得意，只是后来写来毕竟太吃力，才没有学下去。背古书她当时必觉得枯燥乏味，作旧诗在她也是硬作，“赋得”的味道极重，但是这一番苦读、“苦吟”日后给她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特别是30年代、40年代的女作家，在古典文学、文字功底方面表现出良好素养的，少而又少，张爱玲是少数中的一个。
张爱玲的父亲在儿女的教育上也是典型的遗老遗少态度，就像他与民国的世界总犯别扭一样，他也拒绝民国以后普遍化了的学堂式教育。他原先似乎想让女儿像过去的大家闺秀一样，在家里完成她的全部教育。虽然张爱玲九岁时给报纸编辑的一封信中称她那时在家里补习英文，第二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但那很可能是她母亲的主意，而她父亲其时也许正在医院里治疗。所以到她十岁母亲要把她送进学校时，她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是她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去的。填写入学证时，她母亲为她的名字大费踌躇，她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叫着不上口，沉吟半晌不得主意，母亲道：“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就音译了“爱玲”二字。大概因为不够“淑女”化，她一直想替女儿改但终于没改，后来则是她自己不愿改了。所以严格地说，到现在为此，我们是把我们的传主的学名提前使用了九年。
张爱玲进的这所学校是上海黄毛小学，她在学校里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是住读。一直被关在家里，没有多少同龄人做伴，现在骤然过起“群居”生活，当然会有点不适应;另一方面，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而且父母此时还没有离异，后母还没有出现，她还是可以有较为轻松的心境来体验一种新鲜感的。她提供给我们的唯一一条资料是同学晚上在帐子里读她写的言情小说，以及因她的小说而起的小小的争执(见后文)，从中可见她那时仍不失那个年纪应有的健康活泼的性情。可是因为家庭中的一系列变故，中学时代张爱玲留给老师同学的印象与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经完全对不上了。
张爱玲中学念的是圣玛丽亚女校，这所学校系美国教会所办，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便是圣约翰青年学校保送到美国去读书的。这位著名的校友不仅是母校的骄傲，而且在性质相同的其他两所学校里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可能多少有这方面的原因，中学时代的张爱玲特别心仪林语堂，他是她的一个参照人物，她发愿要走他的路，并且要在名气方面超过他。
这个宏愿当然是暗自对自己许下的，她的老师、同学不可能知道，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谈举止，一点也显露不出奋发有为的征兆。留在老师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郁郁寡欢，意气消沉，懒散不好动，不交朋友，卧室凌乱，人也不事修饰。张爱玲的爱好者常容易根据读她小说获得的印象想象她是个懒散的人，一位超级张迷水晶未见她之前，便想象她是一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见面后发现她实际上很精神。但是张爱玲至少有一度的确是有这种味道的，甚至懒得掩饰这一点，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教会学校有教会的清肃，规矩比一般学校多而且严，圣玛丽亚女校也如此。每个学生卧室里均有放鞋的专门柜子，不穿的鞋子必得放进柜里，不准随便摆放。舍监若查出谁不按规矩来，便毫不留情将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众。最常被亮出示众的，便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女孩面嫩，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红耳赤，她则不然。她心里未尝没有一种羞愤，因为在众多花枝招展的贵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样一双寒酸的旧皮鞋，这不啻是将她在家里的难堪、不幸抖搂出来示众，但是她的反应是迟钝、木然的，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在这种场合，她最剧烈的反应是道一声：“啊哟，我忘了。”没有检讨抱歉之意，而且绝对不是有些活泼的女孩的撒娇、发嗲式的惊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闻名的。给教师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记交作业，每到这时老师问起缘由，她便将两手一摊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辩解，只一副可怜状，老师也不忍深责，一则知道她家里的情形，二则她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致在同学中这三个字简直有权作她诨号的趋势。若有人谈起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她那时的同学必要夸张地模仿道：“喔!爱玲，‘我忘了’。”在整饬、清肃、以培养淑女为志职的教会学校，她当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异数。
与她的怪、她的懒散健忘同样出名的，是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考试时却总得“A”或“甲”。当然，最让师生对她刮目相看的还是她的作文。
教会学校与一般学校的不同处是它将全部课程分为中文、英文两部分，最看重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籍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则设国文及本国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封锁》中的翠远多半就是从她们中间找到的原型)，教高中的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学校是贵族化的，要的似乎也是贵族化的国文——古国的古董。作文的命题常常是“说立志”、“论知耻”之类，比中国人办的学校更来得国粹，倒像是张爱玲家里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续。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学究来教，以她的根底，她肯定也还是比她的同学更出色的学生，但是因为大家学来都无兴致，也不当回事，同学对她就未必会有那样佩服了。碰巧教她们的国文老师换了一位热衷新文学，又颇能鼓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的汪先生，这对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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