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6年，文天祥出生。史载其“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生下来就是个帅哥，长大后必是个情种。
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随即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宋史》和文天祥诗集中竟然没有半句关于文天祥父亲的情况，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流传下来。
1259年之后，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据钱穆《国史大纲》南宋之财政，南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触目惊心，对南宋人民敲脂剥髓造成的各种负担竟然达到了唐朝的十倍。而面对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南宋人民，文天祥竟然无一语向南宋朝廷要求减轻人民负担，反而一味沉浸于花天酒地直到国难临头方才如梦初醒。
1272年，退休。据说宋朝官员的退休金也相当丰厚，所以王安石等人没事就要求退休，反正不做事也不愁吃喝。特别是辛弃疾因立过战功，退休月工资竟然高达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元之巨。
1273年，任荆湖南路提刑。见到了南宋退休丞相江万里，文天祥被江万里期许为“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此番对答冠冕堂皇记诸史册，请问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又是如何被外人知晓的呢?只能是其中一人到处宣扬为自己脸上贴金，甚至是凭空捏造以自抬身价。文天祥身为情种却无一首爱情诗，其拿出来的全部是政审合格之作，可见得这帮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古代文人，时时处处都在表演着他们的儒家虚伪型人格。
1274年，任赣州知州。据说南宋官员工资很高，但是高薪x廉并没能杜绝南宋末年官员的大肆贪腐，甚至形成了“士大夫无耻”的社会丑恶现象。并且文天祥除了美酒美食加歌伎，还养了很多门客，工资虽然相对较高，但是根本不可能应付如此巨额的开销。
1275年二月之前，文天祥“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二十四史全译》的翻译是：“平常自己享用很丰厚，跟前满是歌舞伎。”长期的酒色销蚀造成了文天祥的早衰，根据文天祥的诗集考证他的病情：“一病忽两月，病长。疾病连三次，常病。白发已为常，白发。左目忽茫茫，眼花。多病耳蝉鸣，耳鸣。病质落幽燕，亚健康。隐几惟便睡，挑包正倦行，体力很差。”
1275年二月，蒙元兵临城下，南宋国难当头，平时拿着高薪的南宋无耻士大夫们扔下皇帝一哄而散，皇太后不得已下诏书到各地哭诉请求救兵。文天祥接到勤王诏书，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充作军费，然后集合了一万名当地豪杰，却被文天祥的朋友称之为乌合之众，到了战场上面对蒙古铁骑简直就是驱羊搏虎。文天祥对此表示同意，但是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要决心以身殉国，寄望天下义士受到感召闻风而起。事实上跑的无耻士大夫不可能受到激励，苛捐杂税达到唐朝十倍的南宋受害百姓不可能受到激励，决心殉国者只有文天祥一人加万余乌合送死之众，更不可能使持观望态度的墙头草们受到激励。
1275年四月，因“军皆乌合，儿戏无益”，被留屯隆兴府。天祥军皆乌合，儿戏无益。或曰说出这种话的人是因为有旧嫌且忌。那么乌合是不是事实呢?文天祥却是同意的。既然说的是实话，又何必强调有旧嫌且忌?难道无旧嫌不忌，就能说不是乌合这种假话吗?
1275年八月，文天祥提兵至临安，任平江知府。
1275年十月，文天祥进入平江，派部将朱华、尹玉、麻士龙救援常州，文天祥远离前线，三员部将全军覆没。文天祥一心以身殉国，到了有机会殉国时，却置身战场之外，而只命三员部将前往，结果一败涂地，而朝廷派来的张全则丑态百出一箭未发不战而逃。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岳飞诸将罪状的其中一条说“每出兵必身在数百里之外，远离战场，谓之持重”，看来文天祥虽然以书生形象示人，实际上却和岳飞诸将很类似，不仅有一堆门客，而且有钱大肆挥霍，而到了战场上，就有了同样的“身在百里之外”的丑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1276年正月，南宋投降，文天祥被临时任命为右丞相，前往元营谈判。蒙元名为存宋，实欲吞宋。文天祥“欲以口舌存之”，被伯颜扣留。
1276年四月之前，1 文天祥与门客十二人逃入真州，因劝降嫌疑被送往扬州，2 在扬州城下听说成了蒙元通缉犯，与众门客相顾吐舌。3 化名逃亡途遇蒙古追兵，众人藏身围墙幸免。4 但是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只好向打柴的讨点剩稀饭喝然后继续逃命。5 蒙古兵又追至，众人逃入竹丛被搜捕，伤一人，另两人脱难。6 雇了两个樵夫，文天祥坐在筐里被一路抬到高邮。又没受伤又有钱雇人，而雇人者又有力气抬人，可见得大家都有饭吃。没受伤又有饭吃却走不动路要人抬，只能说明文天祥才四十岁身体就不行了。
1276年四月，文天祥乘海船到达温州。
1276年五月，陈宜中、张世杰拥立小皇帝在福州登基，不巧遇上地震，城墙被震塌七里，流亡政府被集体吓趴在地。
1276年五月，文天祥到达福州，拜右丞相并争得与陈宜中的同等兵权，开始派人招兵买马。
1276年七月，文天祥以同都督身份率军进入江西。
1276年十月，文天祥率军到达福建汀州，派赵时常攻打宁都，宁都被元军所破，赵时常在哪不知道。派吴浚攻打雩都，吴浚不久后投降蒙元。
1276年十一月，元军攻破建宁府，南宋皇帝和军民近五十万人乘船在海上逃亡。
1277年正月，元军攻破汀州，文天祥逃到漳州，乞求保卫皇帝。赵时常率军回归。
1277年二月，吴浚跑来劝降，被文天祥绞死。
1277年四月，文天祥进入梅州，斩杀骄横不法王福、钱汉英悍将两员。
1277年八月，1 文天祥之前五月入会昌，六月入兴国县，七月派主力围攻赣城。2 文天祥坐镇兴国县，没料到被元将李恒突然袭击，文天祥逃到永丰投奔邹洬。3 邹洬战败，文天祥逃到方石岭，部将巩信被乱箭射死。4 文天祥逃到空坑，残兵一哄而散。5 赵时常冒充姓文，文天祥和杜浒、邹洬趁机逃走。6 文天祥妻妾子女，以及参谋和门客全部被抓。7 文天祥收拾残兵逃到循州，杀掉了投降分子黎贵达。
1278年三月，文天祥率兵向母亲和弟弟文壁所在地惠州靠近，经过海丰县，在丽江浦驻扎。文天祥在诗中多次哭祭母亲，却从来没见他怀念过一次父亲。而文天祥时时处处示人以忠孝节义的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崇高形象，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却四大皆空。花天酒地何来修身，弟弟投降谈何齐家，心中无民遑论治国，每战必败未平天下。
1278年六月，小皇帝益王去世，小小皇帝卫王继位。文天祥乞求进京，被拒绝。
1278年八月，文天祥被封为信国公，军中流行大瘟疫，文天祥的母亲和独子染病去世。
1278年十一月，文天祥进驻潮阳县，打败强盗陈懿、擒斩强盗刘兴。
1278年十二月，强盗陈懿为元军主帅张弘范带路到达潮阳，文天祥当时正在五坡岭吃饭，元军突至，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俘，其部将全部英雄壮烈牺牲，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其他人都可以当无名烈士，唯有文天祥必须在承受长年囚禁后再被敌人斩以羞辱性的一刀。至此文天祥所谓抗元苦战的真实情况已大白于天下，文天祥身为文人而任军事统师，其外行领导内行百无一用必然导致每战必败，而其屡屡战败后四处奔窜之不堪情状，足以令八百年来之民族英雄爱好者感到万分汗颜。
1278年十二月，张弘范许以元朝丞国之职招降，被文天祥拒绝，说：“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获得了敌人的尊重，妻妾子女全部被释放，文天祥求死被拒绝。另外，文天祥的两个弟弟和继子都投降了元朝，文天祥表示谅解。
1279年正月，张弘范要求文天祥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回应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的不仅是照汗青的丹心，还留下了南宋苛捐杂税十倍于唐的记载，也就是留下了南宋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铁证，使所有仍在幻想所谓宋朝文明发达的粉丝们惭愧，使那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神话成为笑谈。
1279年二月，文天祥在元军战船上，亲眼目睹了崖山海战。所谓崖山海战十万军民不屈蹈海也是非常可疑的，史书上说“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请问十万余人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惨烈海战不可能局限在一小片海域，也就意味着即使真有十万军民不屈蹈海，也必然是分散在相当广阔的水面。假如七天之后海上有十万具浮尸，请问这些尸体最终是被如何处理的.?难道是蒙元军队派人挨个打捞上来再入土为安吗?可见得只能是任由其被大海中的各种鱼类和微生物分解消化了。既然鱼和微生物能清理尸体，难道七天时间竟然还留下了十万之巨?再加上被海水冲走以及处在视界之外的，可以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纯属夸大其辞，甚至就是不实之辞根本没影子的事，因为百度百科崖山海战说早就有专家质疑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
1278年十月之前，文天祥被送往燕京，途中有太学生作《生祭文》劝文天祥速死，文天祥没看到。文天祥在被押解途中绝食八天没死成，于是重新开始进食。《宋史》所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也是很可疑的，八天不吃饭身体各项功能必然受损严重，岂能像没事人一样有胃口立即重新吃喝，如果不食八日确为史实，那么文天祥即使没死也得住院八天。
1279年十月，文天祥被押解至燕京，虽然接待很丰盛，但是通宵不睡，面南而坐，大骂不绝。随后和蒙元丞相博啰展开舌战，以“孝子救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设喻，把敌人驳得哑口无言。几百年后有王夫之批评文天祥是细人之爱，而非君子之爱。王夫之为文天祥指出三条出路：一是君臣死守城池玉石俱焚。二是转入地下徐图反元复宋。三是君臣出逃整合各地勒王之师，再战如果还是失败，文天祥死在荒郊野外就可以了，何必贪图忠名非要送到燕京去被敌人杀这一刀。
1279年十月之后，文天祥开始了三年牢狱生涯，《正气歌》自称牢房环境恶劣，“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是因为学习了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但是《续资治通鉴》指出：文天祥的好朋友张千载，三年来一直住在牢房附近，每天都给文天祥送去好吃好喝。并且《正气歌》说牢房“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八尺为寻，经计算牢房面积约为25平方米。
1282年十二月之前，文天祥曾经和忽必烈有过一番博弈，在生死降三个选择之间，文天祥表示可以接受以道士的身份被释放，并且将来还可以出家人的身份为元朝当顾问，但是忽必烈因担心放虎归山会成为反元旗帜而拒绝。于是在各有一方坚决拒绝释放和投降这两个选项的前提下，文天祥被处死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唯一选择。
1282年十二月，有妖人号称南宋皇帝，声称要营救文天祥，忽必烈最后一次劝降，被文天祥以“受宋恩为宰相，安肯事二姓”驳回，其实文天祥是在南宋投降后才被任以右丞相的虚职，目的是去和蒙元丞相伯颜谈判善后事宜时身份对等。而文天祥后来的南宋流亡政府的丞相也只能说是残职，所以文天祥从来没有出任过一天真正的南宋宰相。宋末义士文天祥念念不忘自己南宋宰相的身份，和秦末义士田横口口声声不忘自己在逃亡途中当过几天齐王一样，在看重虚名而务实无能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1282年十二月，文天祥面南而拜从容就义，临刑前忽必烈曾经后悔，但是刀下留人已经太迟了。文天祥死后在衣带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作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事实上孔子的杀身成仁是主动性的，孟子的舍身取义虽然可以是被动性的，但是文天祥心里只有南宋统治剥削阶级，却从来不管南宋老百姓的死活，因此文天祥只实现了效忠封建统治者的半仁半义，其主张的“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比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真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元朝官方所作《宋史》对文天祥的盖棺论定是“仁”，举出的例子是伯夷叔齐，相同的事迹是“初欲以口舌存之”。节才兼备，从容赴死。伯夷叔齐和文天祥都是末年封建王朝腐朽统治的维护者，其所效忠的对象是奴隶主，其心目中并不存在什么人民。而新王朝之所以要推崇此类人，不过是要树立一个愚忠的榜样。而文天祥赴死虽曰从容，却堪称千古艰难之最。服毒不死，绝食不死，士子请其速死，而其终于不死。南宋奴隶主或降或死，而文天祥就占据了最后的舞台。在聚光灯下表演了三年，风头盖过了一切草民和烈士。而其所取所就之义，在“南宋苛政十倍于唐”面前，无论怎样的虚伪表演，也已经彻底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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