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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泡茶馆

时间:2023-08-20 21:27:52 文/王明刚老师 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汪曾祺 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那么汪曾祺真的是泡茶馆来涨学问的?

  

  泡茶馆,涨学问

  江南人冯时可入云南时,看滇西清泉,感叹此地苍山洱海绝境,但寺无好茶,辜负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则在云南发现了独特的饮茶风范。

  多年后,他们的同乡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个乐园。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的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然而他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学生逃课,有损老师尊严,系主任朱自清比较上火,经常点卯,事后经常严厉批评逃课学生。文学教授闻一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照样给高分。因为汪确实有才。有一次,他给人代写文章交差,闻一多不知情,大声评价说,这文章比汪曾祺写的都好。

  逃课的原因,一是为了读书,一是为了喝茶。这种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馆”,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称为“泡茶馆”,“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对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为他们往往在茶馆待的时间更长,更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住在民强巷,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记得字号。

  另一家茶馆则是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绍兴老乡开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涩时,常打发学生中的绍兴小老乡去找店老板借钱,到手之后,直奔南屏电影院。进入昆明茶馆的,除了联大学生,还有相士、“马锅头”,做小买卖的商贩,还有“唱围鼓”的。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打茶围”不同,汪曾祺观察到昆明茶馆里的“唱围鼓”和舒新城观察成都茶馆里的“打围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压力,茶馆要借此招徕生意,表演者要从中抽取钱利,维护生存。

  在西南联大,只有沈从文的课,汪曾祺不逃课,而沈氏对他也青眼有加,亲自指导小说写作,帮忙联系发表文章,求人提供饭碗,师生间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话。茶馆里喝茶读书之外,顺手写个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话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巴金的《憩园》都是在茶泡中诞生的,汪曾祺说:“我这时才开始学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说的这家茶馆在文林街,大学二年级时,曾经常跟两个外文系的同学泡在这家茶馆,“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语。”

  抗战时期,学生在茶馆似乎是一个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刚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坐茶馆,四年大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刚观察下茶馆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这群泡茶馆的人看起来一副闲得蛋疼、虚度光阴的样子。但唐德刚后来总结说:“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加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侣,本质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刚在这段泡茶馆的生活,就自己总结出一套治学方法,他颇为自得的说:“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觉得,那时我们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刚当年选修“文字学”,从一个“县”字出发,最后写出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很受顾颉刚的看重,顾氏也曾对他勉励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刚是有本钱说这话,他晚年专攻口述史,成为一代大家,史学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适可比。

  昆明后联大时期的茶馆

  林徽因的昆明茶馆描述道: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西南联大的旧址在今云南师范大学,穿过一二一大街,走过文化巷,就到茶馆林立的文林街,再往下走,就是青云街以及翠湖周边区域,云南大学正门也在这里。

  比汪曾祺他们晚10年到昆明上学的赵仲牧等一批新学子,在云南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学生泡茶馆的风气。

  从1949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舍我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学生对“泊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泊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座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 spade”,“two diamond”……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互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赵仲牧说,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云大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带着浓重的口音在茶舍里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刘尧民讲《词与音乐》,张若铭谈纪德。他感叹说,“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泡茶馆的风险也是那代人共同的警告。汪曾祺观察下的正义路茶馆、老舍观察下的北京茶馆、闻一名的《茶馆小调》,都指向同一个词汇:莫谈国事。

  赵仲牧回忆说,“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赵仲牧先生在青云街茶馆参与了“12·1”运动的讨论,又去听了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但后来的茶馆,“青云街西段的气氛变了,茶馆和店铺全都提前关门,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昏黄的路灯下,云大东大门内外全是军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准进也不准出,我只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枪声大作,众多军警围攻会泽院。‘9·9’整肃事件之后,学生有的回家,有的下乡,有的进了‘夏令营’。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谈笑声和叫牌声暂时归于寂静。”

  又过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学子还会上茶馆吗?

  茶客汪曾祺

  汪曾祺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给武夷山招待所的对联则是“四周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一派恬淡闲适。

  这样的地方,总是让人忍不住要喝茶。杨丽萍、叶永青、野夫、普明一干人,在这里玩出了一个下午茶。2014年,我们受到邀请,来到大理办了一场茶会,用高脚杯喝萃取的茶膏,弹吉他的是周云蓬,讲段子的是野夫。

  汪曾祺喝茶不挑,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都入得口,喝茶的频率也很高,一天要换三次叶子。但对茶的品级是有要求的,好的留着喝,差的则用来煮茶叶蛋。他曾经谦虚说自己对茶是外行,却总结了一套标准,以为“深、热、满三字尽茶理”。看起来,他年轻时泡茶馆,多少也学了几招。何况他喝茶是家传的。

  汪曾琪小时候观察祖父用宜兴紫砂壶泡龙井,再用细瓷小杯分茶饮用。那时,祖父一边教读《论语》,一边分茶给他喝。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喝过一次龙井茶之后,才知道水对于茶叶重要性。这使他想起在昆明喝茶的愉快时光:“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他还批评盐城的水不好,泡茶用的水要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用。还说菏泽的水最不好吃,没法泡茶喝。这大概跟胡适和闻一多在国外没茶喝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照他的描述,这菏泽水估计还不如闻一多喝的白开水。汪曾祺不喜欢花茶,只喜欢老舍家的花茶。他还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喝过碧螺春,在湖南桃源喝过擂茶。

  汪曾祺说,“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这可能是他精通厨艺的一种自然联想。不仅如此,他还动手煮过茶粥,自以为很好喝。但他觉得茶叶烤鸭子,有茶香而无茶味。想来,这跨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茶归茶,美食归美食,汪曾祺自然很清楚界线在哪里。

  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炮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是开满鲜花的平原,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如沐春风之感。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有时,就连我在曼松村吃清炖土鸡时,总也觉得老汪就在我们身边。

  汪曾祺不但是美食家,动手能力更强,炒得一手好菜。历史上有名的厨子都厉害,汪曾祺情迷美食,实在活得通透。有些年,汪曾祺被江青拉去写革命样板戏,老汪顺带发明了一句“人走茶凉”,实在是洞若观火。他点评江青说过的话,觉得“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一句说得好。当时做菜的厨师巴结江青,做凉拌小萝卜时,把皮给削了,老汪的观点是,“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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