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时间：2023-08-23 10:46:48 文/李盛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

　　这从他上任当年秋后所作的《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 五年了，也试过了干谒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担任的不过是些小官。“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诗人感叹隐居容易，然而沉沦下僚的我们高蹈遗世名迹却难显于当代。诗人不愿默默无闻地隐居，而隐居留名在他实非易事。诗的末句“屈伸备冥数”是说穷达一听于命，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来消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不满现状的王昌龄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却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大约作于汜水尉任上。诗的开头描写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脱俗奇异之境，进而萌生“永然沧洲意”的归隐之意。“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联想到古人沦为一尉后便隐身不出，如今踌躇满志的沈兴宗怎会被县尉这般微职带来的纷繁琐事而束缚呢?“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峰信所魁，济北余乃遂。”相信沈兴宗必将前往王子晋得仙处缑氏山得以隐居避世，自己也将从济北黄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飞升之愿。“齐物亦已会，息肩理犹未”尽管庄子的齐物之论已会意，但彼此仍未摆脱世务。接着诗人表示要冲破世俗所谓贤哲之论的牢笼，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谓“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并决定仲月时隐居到嵩阳寺。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小官任上琐碎俗事的厌倦，对隐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仙人的追慕，显示出道家超迈脱俗、返朴归真的精神气质。

　　(三)王昌龄被贬时间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岭南贬所途经衡山所作的《奉赠张荆州》表现出诗人感到险祸逼近时的不安：“鱼有心兮脱网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脱困境，“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缄”二句用典故表现当时现实政治的恶劣，也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尽管如此，王昌龄依然保持乐观精神。《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室中寄张十一》一诗中，豁达的诗人同张十一开玩笑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意为如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我们同病相怜之人则有办法得道成仙，解脱世网了。

　　(四)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后被任命为江宁丞。《送韦十二兵曹》为其任江宁丞时所作。这首诗充分表现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理。“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隐，“迹在戎府掾，心游天台春”，视富贵如尘埃，唯自然之清风明月，白云净海“长相亲”，体现了清心寡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由无拘的生活何尝不是王昌龄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济世思想又时刻催促诗人忠君报国。尽管“平生驰驱分，非谓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无奈位卑职微，“忠贞何由伸”，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故而产生“出处两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生成归隐之念以暂时逃避现实。

　　(五)王昌龄天宝六年又以所谓“不护细行”的罪名贬为龙标尉。诗人贬赴龙标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写了黄炼师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写诗人欲从溪路寻访桃源，终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与人通问”的原因是“尘忝何堪武陵郡”，即无法忍受武陵郡赋税徭役之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体会。其三则写自己“从官役吏扰尘喧”，整天被繁琐的尘事所扰,便想要脱离尘网，皈依道门，寻个清静，“欲使投诚依道源”。与之前相比，诗人对现实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对“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对“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间，诗人诚心求道问经。《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便是此期作品，诗云：“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诗人于龙兴观太阳宫中虚心向黄道士请教，以力求了解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素。“仙老言馀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以景作结，把黄道士仙化如驾鹤归去，黄鹤已去，言余未尽，其中奥妙自须细细体悟。当王昌龄离武陵赴龙标时作《留别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隐的真正原因。“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诗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现实中“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的愤懑不平之气。

　　综上可知王昌龄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诗作也能时感其崇道归隐之心，自然与其早年习道有关，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说道教是满足人们对长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一种生存哲学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理性精神，而这也是王昌龄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龄对道家经典特别是对同为儒道二家奉作经典的《周易》的学习使他对于人事自然的体认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亏屈伸、否泰穷达自有其道，即某种规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龄的理性精神和旷达乐观的情怀，使他面对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少了几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险若夷，处变不惊。

　　王昌龄受时代思想风气的濡染，心倾佛门, 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与道士、隐者多有来往，且时常不忘研读道经，陶醉于自然美景，表达了自己对清静虚明之境与身心自由的追求。尽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王昌龄，面对较为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王昌龄入仕前隐居学道除了享受自由虚静，也不免是“身隐心仕”。入仕后时有崇道归隐之念或可归纳为“身仕心隐”，而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为“身心俱仕”，便难怪诗人一生沉沦下僚，却终生未尝请辞归隐，每每失望又满怀希望，暂时的“心隐”还是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为对儒家入世的执着，这或许是传统儒士的可悲处与可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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