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对《楚辞》的继承与超越

时间：2023-08-10 12:49:47 文/孙小飞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王昌龄对《楚辞》的继承与超越

　　王昌龄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无罪遭贬，楚国的山山水水、文化底蕴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挥之不去、无法磨灭的影响。

　　一、引言

　　王昌龄，字少伯，盛唐著名诗人。他的一生中有过两次的贬谪经历，初贬至岭南，再贬至龙标(今湖南黔城)，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他才得以北上还乡，可以说，王昌龄自入仕之后的半生时光都是在贬谪之地――荆楚地区度过的，因而他在贬谪地区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国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浸染，这其中自然会以《楚辞》中的诗歌传统为最多。

　　王昌龄贬谪时期的心境和屈原放逐时期大致相当，都面对进和退、仕和隐、屈服和坚持的尖锐矛盾。屈原忠于国家，却遭放逐，对楚怀王、顷襄王既有幽怨，又始终对他们抱有朝一日幡然悔悟的幻想，对包围在楚王周围的靳尚、子兰等群小表现出一种切齿之恨，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虽九死而未悔”;同样，王昌龄也为自己一心为国、竭忠尽智却遭贬谪的经历深感冤屈。对于他两次被贬的时间和原因，新旧《唐书》都没有明确的说明，据殷�的《河岳英灵集》中所称，他的两次被贬都是因为“不或细行”，昌龄自称则说是“本性依然诺，得罪由己招”，关于王昌龄的一生，正史记载甚少，多在笔记小说之中，然而即使是从这些有限的史传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领会到他历经坎坷、命途多乖的生活境况和蒙冤受垢、壮志难酬的悲哀和不幸，只是，作为一名正值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身上还是带有着一种盛唐时代的人才有的胸怀与气魄，即使是晚年被贬至龙标，却依然能够写出“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的旷达诗句。而屈原则由于具有古代帝王的后裔的身份、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比较单一，以及容易走向极端的楚民族性格等原因，使屈原最终只能赴身汨罗，以生命去殉自己至死不渝的理想。而王昌龄却当直面生命危机的时候，能够吸取儒家的达观态度和道家的逍遥观念以及佛家的宿命意识来综合调试自己的心情，也能够吸取自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尤其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荆楚诗人摒弃功名富贵，归隐田园，淡泊人生的精神，因而在他的贬谪诗歌中多了份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恬淡成分。

　　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和现实处境的异同，使得王昌龄贬谪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楚辞》的诗歌传统，却又有属于自己的一定新变。正如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中所说的：“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指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从这句评语中我们可以揣测出，在沈德潜的心目中，王昌龄的诗歌是可以看做盛唐时代的《离骚》的，因为它既有《离骚》中“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骚怨”精神，也有盛唐时代的博大胸襟和气度，正所谓是既有继承，也有超越。

　　二、王昌龄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接受与开拓

　　王昌龄贬谪诗中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的确发扬了屈原《离骚》的“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传统，不仅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怀才不遇、远谪蛮荒，朝廷小人得志、党人偷乐的残酷现实的不平与反抗，也表达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不舍与思念之情。只不过《离骚》在抒情时显得外露而奔放，如高山飞瀑，一泻千里，乃至班固、朱熹批评屈原《离骚》“露才扬己”、“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而王昌龄作诗，则重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露心绪的手法较为含蓄曲折，尤其擅长塑造意境，闻一多先生就曾说过，“就艺术言，唐诗造诣最高的作品，当推王昌龄，王之涣，李白诸人的七绝”，这里所指的“艺术”，即是关于诗歌意境的塑造，如《送魏二》一诗：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这首诗是王昌龄贬为龙标时所作，半生的漂泊无定使得诗人的心中有着浓郁的漂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所渴求的东西永远渺若星辰，这种落寞而又哀伤的心绪促使他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托点，而这个基点便是屈原。千年之前的楚国大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的孤独身影，千年之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王昌龄的落魄形迹，相似的心情，同样的土地，强烈的归依感使得王昌龄自然而然地也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在他贬谪时期的诗歌中，尤其是送别诗中都蕴含着一种浓郁的感伤情怀。

　　橘柚香，潇湘月，清猿愁，这些极具楚国特征的意象通过王昌龄的笔法安排营造出了一种一派萧瑟凄楚之意，让读者们极易身临其中，感同身受。而清人沈德潜曾说过，盛唐人绝句“有余蕴”，即是给读者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余地，这首诗中的前两句就是如此，诗人的心情虽然伤感留恋，但却又描绘的非常含蓄，这也是王昌龄不同于屈原“高山飞瀑，一泻千里”的抒情风格。诗中上两句写送别，对于惜别则只是从环境描写中作了一些暗示，而将它留在下两句中来写，但又不说自己为离别感到惋惜，而只写朋友和自己分别之后所遇到的景物以及所具有的心情，他想到的是魏二和自己分别之后，在遥远的潇湘之上，愁听猴猿清幽的啼声，就连睡梦之中都无法摒斥。这里显然是用一个虚拟的情景来展示朋友行旅中的孤寂和在这种孤寂环境中的愁苦心情，但更主要的则是同时展示了自己对于朋友的`同情和留恋之情。沈祖�先生对此曾评价说：“这种用虚拟的办法来书写心情，是诗人所常用的手段之一。他(即王昌龄)借助于想象，能够扩大意境，深化主题。” 　　然而，王昌龄贬谪诗歌中的送别诗也不尽是凄楚伤感之作，作为一个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的身上必然还带有着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不然他也是无法写出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宏伟气象的，即使身处于人生落魄之时，他依然还拥有着一种振奋的精神和胜利的信心，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首诗也是王昌龄左迁龙标时所作，同为送别诗作，这首诗却全然不见孤寂悲愁的色彩，更多的是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自古以来，人之常情都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王昌龄在此诗中却首先道出“送君不觉有离伤”，别出心裁，向读者们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诗篇的三四两句中又借景抒情，巧妙地做出了回答：我们分别后虽身处两地，但江河云雨，青山明月，都在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在为我们传递着思念的友情。比起前一首送别诗来看，这首诗中的送别之情，不见凄风苦雨，反见青山明月，不见悲伤愁苦，反间高洁旷达，自有一种盛唐宏大的气象蕴含其中。

　　远谪蛮荒，哀怨激愤，但却又不像屈原一般一味地幽怨伤感，而是以理智旷达的态度，含蓄曲折的手法来书写自己的难言之痛，在王昌龄贬谪时期的送别诗中还有很多，如《留别武陵袁丞》、《送李濯游江东》、《送郭司仓》、《西江寄越弟》、《送薛大赴安陆》等等，这些送别诗既继承了屈原《离骚》中的感伤情怀，又融入了王昌龄豁达乐观的心态，在思想感情上可谓是既有接受，也有开拓。

　　三、王昌龄的山水诗与《楚辞》在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的异曲同工

　　由于仕途遭遇相似，创作心态相近，面对的南楚蛮荒之自然环境和尚巫信鬼的文化氛围相同，以及用诗来言志的艺术追求同调，使得王昌龄在诗歌的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与屈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都通过对荆楚地区山深谷永、云遮雾罩的自然环境和幽静清丽、珍奇独特的景物描写来构筑一种适合表达自己心情的艺术氛围，营造出超凡脱俗、情与景水乳交融的幽独意境，如《听流人水调子》：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对于此诗，闻一多先生曾有过如下评论，他说：“首句中‘枫林’二字将《楚辞・招魂》的意境全盘托出，次句是用乐音写流人的心境，三四两句是写将千重万重山雨收来眼底，化作泪泉，客心的酸楚便可在弦外领略了。”《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来招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声中，我们亦可感受到屈原对于楚国故土的极度热爱和眷恋。

　　而王昌龄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谪，荆楚山水虽美不胜收，却依然抵不过对于家乡亲人好友的思念。迁客，迁客，他半生都是异乡的客人，漫无目的的贬谪之路上，只有那一片孤舟，一轮残月陪伴着自己，而不知何处传来的浅浅筝音衬着那潺潺的溪水，将山岭之外的点点微雨都化作了自己眼底的泪痕。这首诗中，王昌龄通过一系列极具楚国风格的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悲伤凄凉的意境，同时他将自己的心境也融入其中，将心中的那份浓郁的客寓意识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出来，令旁人读来也不禁潸然泪下。

　　又如其《巴陵别刘处士》：

　　刘生隐岳阳，心远洞庭水。

　　偃帆入山郭，一宿楚云里。

　　竹映秋馆深，月寒江风起。

　　烟波桂阳接，日夕数千里。

　　袅袅清夜猿，孤舟坐如此。

　　湘中有来雁，雨雪候音旨。

　　李云逸先生在《王昌龄诗注》中认为这首诗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秋天王昌龄谪赴岭南途经巴陵时所作，此诗虽然也可归为送别诗，但诗歌中有关荆楚地区的自然山水意象却俯拾皆是，洞庭湖水上是烟波浩渺，岳阳桂阳之间是千里之遥，冷月江风中弥漫了哀哀猿啼，雁过湘江终于带来了友人的消息，一派凄清渺茫的潇湘景致中蕴涵着依依的离别之情，宛如一幅凄清幽冷的楚国泼墨山水画。笔者也曾阅读统计过王昌龄所有的贬谪诗歌，它们无一不沾染了楚地所特有的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的直观表现，便是通过作者别致的物象选择和意境构造上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来实现的。笔者发现，王昌龄的贬谪诗偏爱使用楚地所特有且传统的冷月、江水，楚山、大雁、孤舟、枫林、橘树、猿啼等。凄厉的猿啼，漂泊的孤舟可以说是羁旅征途的语码，表现了思归的凄凉情感和羁旅征途的孤寂无助，另外，潇湘多流水，而江水的流动正代表了诗人情感中柔软脆弱的那一面，被王昌龄赋予了贬谪的意味，成为了他漫长无望的贬谪生涯中的一个动态参照。

　　王昌龄的贬谪山水诗和《楚辞》在写景抒情、意境构造上又有不同之处，《楚辞》总是写景抒情交错进行，景物只是为强烈的抒情起铺垫和烘托作用，且意境构造虚实结合，诗歌中有明显的主观形象。王昌龄在这一点上充分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意境的塑造，诗人主观形象的融入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楚辞》风格，但是，王昌龄的山水诗歌更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特色，他多以客观的景物描写为主，尤其是那些写景绝句，偏重于荆楚地区清冷、幽奇、奇异的山川景物，构造出一种“言微旨远，语浅情深”的绝妙意境，将主观之情充分地渗入足已触及心灵的意境之中，融主客于一体，即使是有情绪表露，也多为忘情山水，厌倦尘世之意，且多委婉平和，绝不像《楚辞》那样外露和激越，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都采用实写，没有了《楚辞》中变化万端的虚幻成分。如《太湖秋夕》：

　　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度，萧萧闻雁飞。

　　天宝前期，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有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及太湖之游，本诗即作于此时。王昌龄任江宁丞是在贬谪岭南之后，亦即是说他已经领略过荆楚地域的山水文化，诗作之中也初步显露了这一地域的另类特色，这首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中景物虽非荆楚地区之物，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浓郁的“清湘”气息，有一种淡淡的萧瑟感伤气氛，况且不拘句数是楚国古歌谣到《楚辞》形成的久远的诗歌传统，许多流寓到楚地的诗人，就受到其影响，尤其在六句诗方面比较明显，如柳宗元、杜甫等到楚地之后便创作了不少的六句诗。而如果从诗歌的情感脉络来看，这首《太湖秋夕》如果没有最后一联，便成了一首纯粹的写景绝句，无法表达诗人心中那种怅然若失、思乡心切的心情，其实此联恰好委婉地将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勾连了起来，具有点睛之妙。　

　四、王昌龄的访僧问道诗在隐逸思想上对《楚辞》的继承与发扬

　　王昌龄在荆楚地区辗转徘徊近半生，第二次贬谪至龙标更是在此地足足滞留了七年，可以说，他的贬谪诗歌必会受到荆楚诗歌传统的深厚熏陶。从其在武陵地区(今湖南省常德市)所创作的访僧问道诗来看，就带有《楚辞・渔父》中所流露出来的逍遥观念，只是《渔父》中的逍遥高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具有虚构幻化的特征，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题材的诗歌，但即使如此，它毕竟成为了荆楚隐逸诗歌的“源头”，对于王昌龄的贬谪诗歌具有一种理念上的启示意义，如《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

　　松间白发黄尊师，童子烧香禹步时。欲访桃园入溪路，忽闻鸡犬使人疑。(其一)

　　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其二)

　　山观空虚清静门，从官役吏扰尘喧。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其三)

　　仕和隐从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心中永远的两个结，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历来都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作为僻远卑湿、远离京城的贬谪之所的荆楚地区，迁谪之人中，虽亦有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每饭不忘君父的忠贞之士，然而对于不为君主及时代所容的人来说，纵有忧君忧民之心，亦是无可奈何的，倒不如独善其身来得更现实一些。何况，湘楚大地上也早有着隐逸避世的传统。《论语・微子》章中记载的楚狂接舆的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子路遇荷丈人的故事，就都反映了楚国的隐士们身处乱世则隐退以全其德的思想。王昌龄一生命途多舛，连遭贬谪，心中自然有所冤屈不平之意，他身在荆楚之地，感受到了《楚辞・渔父》中逍遥高蹈的隐逸之风，又曾在赴龙标之途中在武陵地区留居过一段时间，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心中也必是有所感慨的，因而在此期间，他曾一口气创作了四首访僧问道的诗歌，除了上文所列举的一题三首之外，还有一首《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这两题四首诗反映的都是王昌龄在武陵拜访两位黄姓道士的真实记录，也展现了他对于道家隐逸思想问题的追问与向往之情。而《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这一题三首诗表面上是写开元观黄炼师幽静平和的修炼气质，实际上是借对传说中“世外桃源”境界气氛的渲染，暗示自己对道家退隐自全、洁身自好人生观的追慕和向往。如其第二首中便专门以精炼简洁的语言再现了“桃花源”的盛况，并说明，桃花源人民安宁避世的生活是容不得俗世半点的惊扰和玷污(“尘忝何堪武陵郡”)的，那样的怡然自乐的生活是红尘俗世中的人，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也许正因为求而不得，王昌龄才会转而访僧问道，“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心中希冀着能够从道家的出世隐逸思想中得到些许的慰藉和片刻的宁静。

　　总的说来，王昌龄在这一题材的诗歌方面，首先是受到了《楚辞》中隐逸思想的源头的理念启发，又受到了陶渊明的古风影响以及道家出世观念的浸染熏陶，才有了如今自成一派的自家隐逸风格的访僧问道诗。

　　五、结语

　　总之，王昌龄在贬谪期间的诗歌创作，由于创作心态和屈原大同小异，所面对的荆楚地区的自然、文化环境完全相同，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诗歌，尤其是《楚辞》诗歌传统的影响，流露出浓郁的荆楚地域气息。但由于王昌龄毕竟是在中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其思想和学识修养都带有北方文化杂取百家的痕迹，以至其在诗歌的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诗歌传统既有因承又有开拓。然而，总的看来，由于荆楚文化和《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独特魅力，以及他半生都在荆楚地区流连徘徊，使得他的诗歌尤其是贬谪期间的诗歌深深地打上了荆楚烙印，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的诗歌成为最具特色的南楚绝唱而蜚声中国古代诗坛，流响至今。

王昌龄对《楚辞》的继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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