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佛教
王安石与佛教的因缘,首先得归之于其父亲王益的影响。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繁衍,蔚为大观,官绅士人学佛活动日趋兴盛,至宋代,士大夫参禅问道举目皆是。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作了如下记载:
“本朝富弼郑公,问道于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
除文中所列富弼、杨亿、张商英等达官显宦外,还有苏东坡、黄庭坚、晁补之、赵扌卞等,这些人都热衷于参禅念佛,不少人还参与编撰禅宗《语录》、《灯录》。这种社会风气,对王氏父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益在为官一地时,无论是开始为官时任建安主簿还是在新繁、江宁,都曾经出入寺院,与当时寺僧都有较多交游,互有答赠。且于佛理颇通,大概也习染了当时的清虚、禅悦风气,“近来禅观都无语,手指余花满寺庭”。这种家庭背景显然直接影响了王安石。王安石少年时期就随父亲到处出游,拜访大德高僧。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大觉禅师乞还山》就记载了他早年与僧人的交游。
“大觉琏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王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
王安石自己在《扬州龙兴讲院记》也有提及:
“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礼得龙兴佛舍,与其徒日讲其师之说。尝出而过焉,庳屋数十椽,上破而旁穿,侧出而视后,则榛棘出人,不见垣端。”
成年后,王安石在以儒家的方式理政,为官一任的同时,继续与著名高僧多有交游。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对此有所记载: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石契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辅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
王安石一生结识了许多高僧,早年以瑞新和大觉怀琏为代表,在京时又有智缘等,晚年则有蒋山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正由于王安石对佛教徒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他对于佛教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客观的认识。
1、认为佛教颇为得人。宋代由于禅悦风气的影响,儒家人才多流向佛门。王安石由此发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天下英才归于佛道的感慨。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
2、赞扬高僧之人格境界
王安石结识的'僧人,如瑞新、大觉怀琏、智缘、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多是德才兼备、脱于流俗的贤人。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士之夸漫盗夺,有己而无物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为有似乎吾之仁义者,岂非所谓贤于彼,而可与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闽之怀琏,皆今之为佛而超然,吾所谓贤而与之游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学自脱于世之淫浊,而又皆有聪明辩智之才,故吾乐以其所得者间语焉,与之游,忘日月之多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3、佛道与儒道通
王安石受《庄子·天下篇》道一或全思想的影响,认为“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王安石认为百家诸子、佛道于先王之道各有所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在他与宋神宗的对话当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
显然,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合符节。对此,宋神宗也是很赞成的。
4、兼取佛道
既然道一或全,佛教与儒家于道相通,那么自然就可以在以儒家为主导的前提下,惟理之求,对佛道百家批评吸收。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曾子固讽舒王嗜佛”条记载: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子固曰:“弈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谈到,
“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正是这种“惟理之求”的态度,王安石对佛教理论有系统的研究,为《金刚经》、《维摩经》作注,并疏解了《楞严经解》、《华严经解》,还有意味浓厚的《字说》。另外他也曾经对《老子》、《庄子》都进行过注解等等。佛教对于心性的阐述、道家对于道体的发明,对于立志于昌明儒家道德性命、复兴儒学的王安石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老子的道论、佛教的心性论,构成了荆公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王安石对于佛道也不是没有批评。王安石认为佛道在道体心性建构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实见道体,差了途辙,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正由于此,王安石主张对佛道进行批判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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