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哪朝的人

时间：2023-08-22 07:20:41 文/张东东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陶渊明是哪朝的人

　　引导语：陶渊明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下面是相关的简介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汉族，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

　　身世背景/陶渊明[东晋诗人]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人物生平/陶渊明[东晋诗人]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情感生活/陶渊明[东晋诗人]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朱光潜·《诗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思想性格/陶渊明[东晋诗人]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我眼中的陶渊明

　　东晋的文人往往儒雅，博带广袖，暗香浮动，高谈阔论于山水之间。而陶渊明是乱世中的一朵空谷幽兰，开在那一场络绎缤纷的晋朝花雨中。

　　他，孤洁清逸，与天地为一体，浑然得为世所忘。千年后，人们不仅记住了荣光一时的王谢世家，也记住了这朵隐居在田园中的馥郁怡人的幽兰。其家虽贫，但木樽中斟着的是泛着诗意的烟水寒色;不像富贵的王谢世家，那金铸的酒樽中分明氤氲着浓艳奢华的色泽。

　　他，粗布衣衫，食不果腹，却钟爱于东篱下采菊的恬淡清幽，他在魏晋的浓黑墨渍里映忖得更加轻而飘逸。当无数趋炎附势之徒为了门楣而苦恼，而他却能有禅者般的清透睿智，放下仕途的波折，只为求得心灵上的一方净土。

　　也许，一切美好的存在只是为了映忖命运的悲哀，当悲哀已经注定成为悲哀，他明智地选择了为悲哀营造一层美丽的遮掩物，不让悲哀流露的那么突兀。

　　如果说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魏晋时代最沉痛的一抹琶音，那陶渊明便少了一种沉闷与苦涩，当终日饮酒的阮籍已在穷途之哭的苦闷中消耗余生，陶渊明却在用余生去转换人生视角，另辟人生蹊径，他倘徉于山水，采菊于东篱，悠然于南山的那种超凡脱俗的洒脱飘逸，阮籍是注定品尝不到的，而酒味中的苦涩消沉和醉眼迷离的逃避怅惘，陶渊明却放弃了去尝试。

　　阮籍的悲哀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掩，反而用苦涩的穷途之哭映忖的更加凄绝;陶渊明的悲哀完美得掩饰在那一种洒脱无为，乐安天命的性情之下。他甚至痴心不已地做着梦，一个仙外桃源的梦，而这个梦延续了千年，也是很多人共同做着的遥遥无期的一个梦

　　陶潜是隐逸的智者，沉重的官袍下扭曲着多少真诚的本心，所以他执起了锄头，摆脱了官场的沉浮，用心用情地去欣赏菊的芬芳，固守纯真善良的人性本色，沉浸在自己真实而孤独的净土世界里。他像兰，孤洁清傲，他又像菊，恬淡隐逸，在岁月里静静绽放，清香悠远，沁人心脾，荡气回肠。

　　清晨的霞光飞舞在肩头，傍晚的星光闪耀在身后，风吹佩兰，锦年流逝，一颗心早已波澜不惊，摆脱了名利的熏染，换来浮生半世之闲。佛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陶潜凌于众生之上，浊世中的众生或惊，或诧，或畏，或怖，或悲，或喜，而他只随着自己的本心去追寻极乐，用完美的田园风光掩饰这个时代的悲哀与黑暗。

　　时世造英雄，若是时世造就不了你，那么，也希望你顺随本心，不要因为悲哀注定成为悲哀，而使美丽只作为忖托，辜负了完美神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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