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共婵娟的苏轼、苏辙兄弟
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四十岁的苏轼在王安石如火如荼的新政变法中，被排挤出东京开封，到杭州任地方官。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不会因为境遇的改变怨天尤人，苏轼在杭州甩开膀子治理西湖水患，创办救助弱势群体的福利院等一系列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民心工程。
三年任满，东京开封依然是乱纷纷新党旧政势如水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格局。他自请朝廷再次流放，条件只有一个：请求委派到离弟弟苏辙近的地方。苏轼总结弟弟：“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是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感念哥哥：“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性情豪爽，洒脱不羁。天然率真出语惊人，难免也会出语伤人。苏辙沉稳拘谨，内敛淡定，他是上帝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苏辙其实和苏轼一样聪明，他们是同科进士。他们的监考老师给二人的评语：“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性格决定苏轼一生坎坷，苏辙的人生则简单平静了许多，苏轼一次次外任、贬谪，苏辙留守家中替他膝下尽孝。兄弟鸿雁传书，谈人生谈诗词。苏辙外圆内方，总是劝哥哥遇事避其锋芒，以求自保。苏轼诗词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苏辙的影子。《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以及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绝望之中写给苏辙的《绝命诗》。
皇恩浩荡，圣眷优荣，苏轼被委派到密州(今诸城)做行政长官，苏辙在济南，相距不算太远。密州是个烂摊子，“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轼的政治才华一点都不逊色于他的艺术天分。他扑下身子励精图治，用实践和经验印证嘉佑科举成名的《刑赏忠厚论》中仁政天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一年之后，“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成功让苏轼如此快乐，不惑之年，白发反黑，丰神俊雅。
苏轼有闲，也有生活的信心和情趣。他和同事们出城打猎。为报倾城随太守，密州人民万人空巷，与苏轼同乐。他开始怀旧，夜来幽梦，早逝的发妻王弗小轩窗，正梳妆。天人永隔，苏轼肝肠寸断。他更加思念济南的苏辙，中秋到了，皓月银辉，清淡天和，苏轼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亲爱的弟弟，一别七年，坎坷沉浮，羁旅漂泊，支撑我的`是你的亲情。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见或者不见，你一定要健康、平安。你在，就是我的奇迹，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是苏轼送给苏辙的中秋礼物。无论岁月如何刷新，这首词总被思念置顶。
奇景如幻，其情可感。中年人生，能够互相扶住，彼此把握的是亲情。
公元1101年，苏轼客死异乡。又一个十年过去后，苏辙追随哥哥去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辙记住 “乌台诗案”中哥哥在狱中写给自己的诗句，要求后人把自己葬在哥哥身边。夜夜明月，这对兄弟把酒论诗，永不分离。
知识扩展： 苏轼为何不爱收藏书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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