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巾帼英雄光环下的悲剧阴影

时间：2023-08-15 23:53:56 文/马振华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木兰诗》:巾帼英雄光环下的悲剧阴影

　　摘要：千百年来，以花木兰为代表的一类巾帼英雄历来被人们奉为古代女性的经典形象。在对《木兰诗》的传统解读中，花木兰始终被定义为忠孝两全、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本文将根据这首诗歌的具体内容，以魏晋南北朝社会为阐释背景，并结合当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状况，对主人公进行全新的剖析与解读。文章挖掘了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残酷社会现实，对封建纲常伦理对古代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加以探讨，并举例论证了花木兰英雄形象背后的悲剧性所在，由此得出《木兰诗》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赞歌，花木兰也不是简单抽象的巾帼英雄，而是男尊女卑社会下的政治牺牲品的结论。

　　关键词：《木兰诗》形象塑造封建纲常伦理悲剧性

　　作为一类典型的历史人物，花木兰为传统古代女性展现了独具特色、富有魅力的一面。不仅各个地区的老百姓曾为她建立祠庙、创作壁画，封建上层统治者也对花木兰大加褒奖，并在唐初追封她为“孝烈将军”。千百年来，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更是为各朝文人所称道，赞美之词层出不穷。唐韦元甫曾作《木兰歌》赞花木兰：“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明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二《木兰辞》[1]对她有如“木兰忠孝有如此，世上男儿安得知”的高度评价。清同治十年《黄陂县志》卷七《木兰志》亦记载：“以女子代父从征，立功异域，上赏不受，复归故里。烈性奇勋，流传千古，谓之忠可也，谓之孝可也。”近代史中，花木兰的英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意义。晚清时期，花木兰的勇武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女学生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推动了“男女平等”思潮的大发展。近几年来，歌颂花木兰的各类影视作品也纷纷搬上银幕，在当今*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花木兰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女性意识更显弥足珍贵。

　　《木兰诗》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北朝民歌，它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又经后人加以润色修饰而广为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那个时候，儒家妇女观已经有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九嫔/女史》就有“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说法。东汉史学家班昭《女诫》中也有这样一段话：“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乏无者也。”[2]北魏时期，统治者曾大力推崇先贤、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要求妇女们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当时的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经学氛围之中。

　　由此可见，妇德是中国封建纲常伦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正是由于《木兰诗》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忠孝两全、深明大义的花木兰形象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相契合，她才更容易为大众接纳，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换句话说，这样的女丈夫形象其实是建立在遵守传统妇德的基础之上的。花木兰为何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历尽艰辛立下战功之后，她为何又拒赏回乡?在这种孝顺体贴、不慕容华的美德背后，又是否暗藏着难言之隐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诗歌的内容及其描述对象的角度出发，对传统观点进行新的批判和解读，再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加以审定。花木兰代父从军、拒赏回乡的举动很可能并非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一种在封建纲常伦理对女性的束缚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诗歌的整体来看，它涵盖了可汗点兵、代父从军、战前准备、艰苦行军、纵横沙场和解甲归乡等部分，叙述背景也在家庭 ——战场——朝廷——家庭之间转换，将木兰“不用尚书郎，策马还故乡”作为最后的结局。李俊在《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对此诗做出如下解读：“……这是汉文化对《木兰诗》文本系统包括语言、结构、形象、意旨的重构;是男权社会主导的文化权力施展魔刀、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和规范，对一切文化的创造物进行删削和改造的问题。……《木兰诗》就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对理想女性的要求来塑造木兰的，木兰完全符合四德的规范。”[3]《木兰诗》虽是以花木兰自身为叙述主体，但真正想传达的思想主线却是男性，“木兰的身份、地位和情感思维趋向的形成不是自然的，而是男权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是男性欲望外化的符号。”[4]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木兰诗》的传统理解方式。

　　作品一开头就描述了木兰对窗纺织的场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表达了木兰内心的焦虑之情。有不少学者曾针对这其中的“思”和“忆” 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在传统解读中，木兰思忆的是在“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之际家中“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现实状况，才因此做出“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决定。这样看来，木兰所思所忆的内容确实是有具体指向的，可在后文里她为何又说自己“无所思无所忆”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况且，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代父从军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光荣的行为，花木兰又为何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呢?这便令人十分费解了。著名历史学家吴小如先生曾就这个问题细检过《诗经》的十五国风，发现所有包含“所思”语句的诗篇中，十之六七都与男女的思慕之情紧密相关，汉乐府诗歌和南朝梁萧统选录的《古诗十九首》亦可成此一说;而“所忆”之意则指男女之间的思念情绪。他在著作《古典诗词札丛》对“所思所忆”的内涵作过精彩绝伦的解读：“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就专指男女之间的互相思忆。……木兰回答‘无所思’‘无所忆’者，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想到父亲年老，出征作战大有困难。…… 从一问一答中体现这一少女形象的高尚纯洁，不同于一般只想找婆家生孩子的女性。”[5]

　　虽说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为历史长河增添了不少亮色，但从本质上来看，她扮演的毕竟只是一名女性角色——无论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家国观念，可对于一名正常女性而言，对爱情的向往和渴盼是内心最原始自然的欲望需求。《木兰诗》的这一部分确实将木兰体贴长辈、坦荡大气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她这样的言行举止却给人一种刻意遏制女性正常欲望与需求的压迫感，带有不自然的掩饰之意。另外，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可汗点兵”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上层统治者强行施加于下层劳动者的行为，“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诗句更能说明当时的参战者是出于对强制命令的被迫屈服。因而，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决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符合传统孝道的举动，而实际上却是屈从于封建制度的无奈之举。　　对于花木兰购置马匹和万里行军的过程，作品作了一番很长的叙述，就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如此琐碎的准备活动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行文节奏相对短促。“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析，寒光照铁衣”，正当木兰结束长途军旅之行、即将上战场之时，作品却出人意料地并未对具体的战争场面多下笔墨，相反，作者只是用短短一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简明扼要地传达了花木兰凯旋的消息。对此，我们不免会提出疑问：这样的叙述方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这首诗的主旨是为了突出花木兰的英雄豪杰形象，那么她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奋勇杀敌的过程便是最好的体现;可事实上，文中关于双方激战的内容少之又少，几乎是敷衍性地一笔带过——这种做法与此前长篇幅的描写形成了鲜明对比，难免给人一种草率了事之感。由此观之，《木兰诗》并非仅仅是为了赞扬主人公保家卫国的所作所为;诗歌之所以会对战前过程进行详细描述，是为了从侧面反映出战前准备环节的繁琐和长途行军环境的艰难，在竭力打造这样一种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的女丈夫形象的同时，于无形中给主人公的精神层面打下“尽孝忠君”的烙印，并借此彰显和宣扬封建正统思想。

　　至于诗歌中提及的天子犒赏三军的部分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花木兰辛苦征战十余年，当凯旋之际却坚决不接受任何功名奖赏，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将她放置在这样一个崇尚“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等级社会背景下来看，花木兰最终选择了拒赏回乡很可能另有他意。

　　五经中的经典著作《礼记》就有着“三从四德”的说法，“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四德”便是上文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个原则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社会，人们也一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花木兰解甲归乡的举动确实透着一股非同寻常的豪迈之气，而它也从另一面揭露了女性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卑微地位。即使她帮助统治者和国家赢得了胜利，战后却重新恢复了原先普通女性的角色，因此她没有任何权利去赢得功勋和官职，拒封辞赏、解甲归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正是当时传统女性受自我意识约束的表现。退一步讲，就算花木兰当时确实是本着无欲无求的思想而坚决不受一官一职，但对于一名普通女性而言，十二年漫长的征战生涯几乎耗尽了她全部的宝贵青春时光，同时还承受着远大于常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却最终一无所得——这不能不说是一部人生悲剧。因此，“木兰不用尚书郎”并非是大部分人所认为的那种淡泊名利之举，它实则是一种妇德的体现，是男尊女卑社会的必然结局。

　　另外，“男扮女装”的行为在当时看来也是一种阴阳失序、有伤风化的大事，特别是花木兰当时尚处于军营之中，万一性别败露无疑会扰乱军心，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王之江在《悲剧意识与中国古代忠孝观——以〈木兰诗〉为例》一文中分析过战后花木兰没有被治罪的缘由：“所谓欺君之罪，历来都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兴致，如果皇帝高兴，天大的欺君之罪也可化为乌有，……木兰替父从军，尽忠尽孝，充分地维护了封建宗法制的皇权统治，这样的忠君孝子，焉能治罪?……不过，木兰终究是女扮男装，犯了男女之大防，乱了乾坤之道。为了不使皇帝难堪，木兰只能回故乡，‘着我旧时裳’。”[6]由此观之，花木兰这种与纲常伦理标准相契合的女中豪杰很可能是经过夸大修饰的，上层统治者只不过是利用性别身份的特殊性塑造出这样一种巾帼英雄的形象，从而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花木兰不过是为了避免背上“牝鸡司晨”的罪名，她实质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又一个牺牲品。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下文为我们展现的是亲友相迎的热闹景象。木兰历经十二年的艰苦战争岁月终于荣归故里，诗歌的气氛开始变得轻松明快，淡化虚化了主人公结局的悲剧性和现实性。李俊这样总结道：“在喜剧性的气氛中，一方面是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期待的实现，另一方面却是遮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秩序中遭受压抑、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地带的处境和命运。这意味着它消解了故事中潜在的男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矛盾冲突，阻断了对故事进行深层意义探索之路。在大团圆的喜剧气氛中，男女的权利裂缝被弥合，社会的矛盾被巧妙地隐蔽起来，潜在的、威胁性的某些女性意识与思想随之隐遁。”[7]

　　当木兰“脱战时袍，着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重归温婉柔弱的女性本色时，她的形象瞬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的传统观念体系中一向尊崇这种返璞归真的品行，结合此前事亲忠君的印象，这番描写将花木兰内心淳朴自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塑造出一种刚柔并济的女性模范;同时，《木兰诗》将她的形象回归至狭隘的小农家庭环境之中，这又完全迎合了封建道德标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花木兰的这段代父从军的经历是以成功地掩盖女性身份完成的，她的成功是以男性的标准塑造和打量的;战后，她又不得不褪去忠勇善战的刚强一面，重新回归到劳动妇女的身份地位——她突破了低级封建礼教的'藩篱，却维护了高级封建道德堡垒，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又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丝毫不冲突。的确，花木兰所展现的人格魅力是此前任何一个女子都不具备的，但她依旧身陷于封建伦理束缚中不能自拔，依旧无法挣脱当时对妇女“藏之于东山，束之于阁楼”的桎梏，反倒成了为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而树立起来的道德典范。褪去这层经过美化的外衣，她只不过是一名被封建纲常伦理麻痹的女性，刚巧符合了传统四德的标准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上下下正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男权衰微的政治背景之中，再加上强敌犯境、战乱频仍，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打造时代英雄的现实条件，也是女性英雄横空出世的唯一土壤。李俊在《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作过这番理解：“男人从女性的子宫中孕育、分娩而出，昭示着男性心灵深处对女神的崇拜无法完全抹杀掉。……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乱世，战争频繁，所以不仅女性的文才受到关注，而且女性的武才也有表现的机会。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特别是男性文化遭遇危机之际，女神原型就浮出水面。”[8]无论是替父从军、男扮女装的花木兰，还是后世其他同样具有“巾帼不让须眉”风采的秋瑾、穆桂英等女性英雄，她们无不产生于社会崩坏、男权衰微之际，这不但不会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粉碎男权的专制统治，反倒为促进社会安定、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注入了新的力量。可以这样说，花木兰实际上是“男权文化制造出来的欲望女性神话”。[9] 　　最后，《木兰诗》以一种颇为幽默诙谐的形式作了结尾，其中蕴涵的深长意味却很值得琢磨。洪申我在《〈木兰诗〉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中作过如下点评：“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流露出些许中国式的幽默，也带有一丝‘识尽愁滋味’后，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式的苍凉。”⑩十二年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十二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花木兰将这一切的劳累与辛酸都浓缩于笑谈之中，可这种心绪又如何说得清道得明呢?如此豁达大气的人物形象背后，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苍凉与沉重。

　　总的说来，《木兰诗》表面上是一首广为流传的英雄赞歌，但字里行间却给我们展现了一部个人悲剧和时代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众多古代女性被套在沉重的伦理道德枷锁下却浑然未觉，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总结的“集体无意识”生存方式的充分体现：她们被封建传统思想的罪恶所麻木，并无意识地克制着最原始自然的情感，无意识地被封建等级社会压榨和剥削;而这种屈从和盲目却使得她们成为他人口中恪守传统美德的典型，成为其他女性竞相尊崇的模范。由此观之，《木兰诗》所塑造的这类女中豪杰的形象背后，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阴影——正如很多学者所说，花木兰之所以会成为人们口中广为流传的英雄形象，是因为她很好地将符合封建纲常伦理的“忠孝”思想变成了自身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特质。这便是巾帼英雄光环下的真正可悲之处。

　　参考文献：

　　[1]浙江文丛.胡奎诗集(繁体竖排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9.1.

　　[2]徐梓主编.张福清编注.中国传统训诲劝诫辑要：女性的枷锁·女诫.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6.

　　[3]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1.

　　[4]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1.

　　[5]吴小如著.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4.1.

　　[6]王之江.悲剧意识与中国古代忠孝观——以《木兰诗》为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7]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1.

　　[8]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1.

　　[9]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11.

　　[10]洪申我.《木兰诗》的另一种解读.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0，4.

《木兰诗》:巾帼英雄光环下的悲剧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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