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肥皂》赏析

时间：2023-08-10 17:27:49 文/马振华老师文学学文网www.xuewenya.com

　　【鲁迅《肥皂》赏析】

　　鲁迅的小说《肥皂》于1924年3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彷徨》，并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二)》。关于这篇小说，鲁迅虽说过“不为读者所注意”的话，但他所指只是当初的情形，而事实上它不仅早在1930年代就被陆续译介到法俄等西方国家，而且作为一个充分经典化的作家的作品，也早已被研究者一再解读了。在这些解读中，除李长之以鲁迅的性格和文笔“不宜于写都市”为前提，指陈“《肥皂》的毛病则在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条款固然不差，却不能活泼起来”[①]之外，则大多沿袭鲁迅所谓“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②]的判断而在艺术成就上给予极高赞誉，并大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主题归结为“揭破伪君子、假道学四铭在表面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下的幽暗性心理以及蠢动欲望”[③]。的确，《肥皂》的主人公四铭先生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现代道学家，这类人物，也确实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所乐于讽刺的对象，但鲁迅却不仅透过情色想象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而且在家庭闹剧中暴露了他所置身的权力秩序。

　　很显然，《肥皂》没有采取从头开始娓娓道来的方式，而是把四铭先生上街的具体经过推到了忽远忽近的背景中，却只截取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断面：临近傍晚，他回到了家里，四太太正和八岁的女儿“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糊纸锭，她本已听到了他那“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但没有理会。然而他装模作样地交给她一块肥皂。这东西对她来说，应算得上一件小小的奢侈品，我们可从四太太的态度中看出来：

　　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有一个金光灿烂的印子和许多细簇簇的花纹。秀儿即刻跳过来要抢着看，四太太赶忙推开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首先，她对肥皂的香味“说不清”，已见出她对这东西的希罕，而女儿秀儿过来“抢”着要看时，她又“赶忙推开她”。随后，她又一面看一面问四铭，“上了街?……”实在说来，这不过是一种掩饰内心激动的方式，因为她知道他是从街上回来的。等到肥皂的包装纸打开时，她又“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四铭先生告诉她以后用这个来洗自己，她有些诚惶诚恐，尤其当她看到他的眼光“射”在她脖子上时，就记起在那里曾感觉到的“粗糙”，于是禁不住脸上“发烧”，特别不自在起来，暗自“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拚命的洗一洗”。并且为了自我解嘲，她自对自地说：“有些地方，本来单用皂荚子是洗不干净的。”从这话里，已看出生活上的拮据——并非像有论者所言的“四铭是一位已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年男子”，并煞有介事地就“中年危机”来分析“厌倦了社会财富、社会名声”的四铭的“精神危机”[④]——而随后她又把肥皂“裹好薄纸，又照旧包上葵绿纸，欠过身去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生怕女儿能够得到，这都充分再现了她对肥皂的重视，而这整个让我们处处感到她不安的过程，也可看出她对丈夫的感激。然而，四铭却另有心思。他在无动于衷地接受太太的感激时，仍不忘的是他买肥皂时所遇到的烦恼。起初，他在店里比较各种牌子的肥皂，几个学生觉得他太罗嗦，就用英语骂他，这会儿，他就让在“中西折中”的学堂读书的儿子，把骂人的“鬼子话”给翻译出来，但他只能给出一个近似发音：“恶毒妇”，儿子当然翻译不出来，于是他就大骂现代教育，说它除了造就一些无知无礼的人，“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就是教这些学生只会“念死书”。

　　在这里，我们需注意的细节，是四铭叫儿子时，太太也跟着叫，很显然，这是她那不胜感激的心情的延续，并且，他叫儿子大名“学程”没凑效，她一叫他的乳名，儿子就一脸油汗地跑过来。首先，作为叙述人的鲁迅将儿子对母亲叫其乳名敏感这类日常生活的细节敏锐地观察到并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而同时又在其中隐含了巧妙的讽刺。也就是，四铭给儿子起“学程”这么个名字，包含了他对程朱理学的仰慕，从而暗示他作为现代道学家的身份。此后，四铭太太问学程在做什么，他回答说练习“太极拳”，这正进一步地确定四铭了作为守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可见，当年李长之有关“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的批评，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然而，这里叫“学名”的不灵验，不仅暗示他那期待儿子学程朱理学的心思，或许已经落了空，而且初步暴露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图有其表的。

　　四铭在骂新学堂时，四太太一直是附和的，而这附和，几乎是下意识的，没经过思考的一种习惯行为。这一方面或许象征了四铭在家庭中占据思想文化主导的地位，毕竟他这个旧道德的演说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后面太太的发火作了铺垫，因为到现在为止，她仍然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主心骨的妇道人家，而后何以竟会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呢?这便勾起我们无限的疑问。其实，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她所遭遇的倒并非特激烈的刺激，而之所以态度发生突然的逆转，只不过反证了四铭这里喋喋不休的文化和道德跟她需要面对的日常生活问题没多大干系罢了，而他的那些义愤的宣讲，一旦遇到实际问题时，则又是何等的无力和无奈。

　　所以，说四铭太太是一个没多少主心骨的妇道人家，或者如女权主义者一般将她视为旧家庭里男性附庸的例证，实在有太多的片面之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当在四铭慷慨激昂地谈论一些大而无当的文化或者道德问题时，她才是不加思考地附和他的，而一旦涉及了具体的生活层面，似乎她比四铭还有发言权。比如当学程拿了字典来，要四铭来裁定那个“鬼子字”是否“恶特拂罗斯(Odd fellows)”时，他不满意，发脾气把儿子臭骂一顿，她看不下去了，于是说：“这是什么闷胡卢，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而她这番主动给儿子作排解，才让他有机会回过头来叙说买肥皂前后的遭遇，并由此而慢慢道出那个被他标榜为“孝女”的女乞丐。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原先四铭在家里说一不二的地位，这时似乎已经大权旁落，而他的太太，却慢慢获得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动权：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十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乍一看，四铭仍在絮絮叨叨说个不住，而且义愤填膺的样子，也似乎有指点江山的气概，而他的太太，却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听众罢了。她的答话，也显得漫不经心。然而也正是这表面的漫不经心，才使一个虚伪的道学家的形象慢慢清晰起来。他总是一个热心的演说家，并有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心理，常常“不由的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所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然这演说的过程，也正是自我暴露的过程。因为，他鼓吹着孝道，称赞讨饭的女乞丐，骂路人没同情心时，他自己却不但没有施舍一分钱，竟还给不施舍找理由。此外，也许他并没把太太作为一个理想的听众，而之所以说个不休，却不过是一个牢骚家的天性在作怪，他也许以为她对他所说的这一切，最多似懂非懂的。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他错得太离谱了：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棍……。”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棍说的。”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这是在晚饭桌上发生的事情。这时候，四铭因为儿子把自己早已看中的“菜心”夹走了，心里窝火，于是又将傍晚时的事掂了出来，借题发挥了一通。四太太这时候就看不下去了——她总是在他没来由地找儿子发火的时候来表示她的不满，这也符合一个作母亲的天性，而他说出“光棍”这样难听的字眼，更让她感到十分难以忍受，于是就发作起来。

　　我们知道，四铭太太得了肥皂，感激之余又觉得羞愧，因为它让她想起了自己脖子上的积垢，而听了四铭的长篇大论以后，她已经感觉到他夸奖那个要饭的孝女与他给她买肥皂大有关系。这层关系，是小说最为精彩的地方，它在“性心理”上“触及到人物潜意识的层次”[⑤]，而且，只在这里，四铭与太太的对话才出现唯一交集，但这交集跟他津津乐道的形而上的伦理道德全然悖反，却只紧密地联系着形而下的情色想象。强烈的讽刺性由此得到最为深刻的表现。夏志清曾指出，女乞丐肮脏破烂的衣裳，与四铭因街头光棍的话而想到她洗干净的赤裸身体，实乃“一个精妙的象征”：“一方面象征四铭表面上所赞扬的破道学，另一方面则象征他受裸体想象的诱惑而作的贪淫的白日梦”，[⑥]这淫念与自命的道学交织在一起，便充分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也许夏志清的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但他并没有纠缠于“肥皂”的物质属性所蕴含的象征意蕴，以为这能洗去脏物的肥皂，“代表了消除‘性幻想’障碍的一种反抑制的力量”，甚至由四铭对“肥皂”颜色的执着，认为它是女乞丐的青春和活力的象征，乃至因为它的形象和香味(“小长方形包”、“米色”、“光滑坚致”、“细簇簇的花纹”、“似橄榄非橄榄”)而视为女乞丐裸体的暗示[⑦]。这或者可纳入埃柯所谓的“过度阐释”的范畴，因为在这里，“肥皂”作为新鲜的文学意象，它并没有跟“性心理”建立习得的联系。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把一朵花的芳香与沙龙的景象联系在一起、把一块玛德莱娜糕的味道与一次恋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完全因为偶然的身体不适触动了主人公马塞尔的经历及其在内心刻下的印痕，它“同时超越了物质的法则和精神的范畴”，“因为在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法则，在精神之间也不存在着有意识的沟通”[⑧]。与此类似，“肥皂”之于四铭及其情色想象，是因为特定情景中光棍的话激发了内心淫念，而四铭太太对其间联系的发现，则跟那光棍一样，是依据大众文化心理层次的直觉和类比联想。这其间，肥皂的物质属性或许充当了“触媒”，但它的发挥作用却必须仰赖一连串的情景，比如四铭“射”向她脖子上的目光，比如儿子被骂“好像那光棍”等。

　　四铭应该也不缺少这类直觉和类比联想，但他的“中规中矩”和“满口的仁义道德”，却将这接近身体本能的一面给压抑下去了。所以，当面对带着祖母出来乞讨的女丐被人围观议论而得不到施舍的时候，发一些世道浇漓的牢骚，在他应是直接而真实的反映，而骨子里控制不住的淫念，则要仰赖街头光棍那般肆无忌惮的“打趣”给召唤了出来。既如此，却依旧忘不了以一个道德家的身份去教训别人。然而，又终于拿捏不住，以这奇特的方式转移到了太太身上：他因为女乞丐身上——或者，他的眼光是真的在她脸上或脖子上流连了很久——的脏，想到了自家太太脖子以及耳后的污垢，而又因为那光棍的话，又从想象中的女乞丐洗干净的裸体联系到太太的裸体：如果也拿肥皂“咯支咯支”洗一下，应该也是很光鲜很受用的了。也许，正因为理解到这一点，四铭太太才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忘掉晚上的那一场吵架，而用心地拿肥皂把脸和脖子洗得干干净净，以至“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身体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由此可见一斑也。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说，四铭先生虽然因为对女乞丐灵光一现的`淫心而在与太太的争吵中败下阵来，但是，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他似乎还是占了上风。对此，朱崇科曾议论道：“耐人寻味的是，四太太尽管洞察四铭的伪善与压抑的淫欲，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肥皂的洗礼，消费了肥皂，也成为四铭的消费品”[⑨]相较而言，李继凯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批评四铭太太“被男权异化的女性”身份：“从她在这次‘斥夫’之前的帮夫(大有夫唱妇随之风，一派守旧的强调)与此后的‘媚夫’(录用了肥皂并持续用了下去)行为中，不难看出她在努力的磨砺和培养自己的‘妻性’”，[⑩]这实在只能说是一种被西方理论所“异化”的批评，它完全忽略了四铭太太的敷衍，以及这敷衍所给四铭的自我暴露所提供的机会，不然，自会意识到四铭在家庭权力秩序中所谓的“占上风”并非由于他文化和道德说教起了作用，相反，倒是以他这种伪装被太太无情撕下为代价的。

　　我们已经看到，四铭在太太切中要害而又不依不饶的反诘中，除了把责任推给街头光棍之外，几乎就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在那之前，他那滔滔不绝的道德家的姿态，如今已全没了踪影。何以如此呢?这显然是因为他和她分属两套几乎完全不相兼容的话语体系。对于他，可说是属于宏大话语体系，国家、政治、文化、道德充当了其中的关键词，而对于他的太太，却完全是日常生活化的话语体系，其间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生儿育女、家庭生计乃至不可回避的对丈夫的情色猜忌和控制。

　　似乎，只有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话语层面，四铭才有资格作太太的主导，也正因此，他才有机会展示自己作为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骚家的不平。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太太的随声附和以及漫不经心，看起来是维护了他的权威，使他感受到一种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占据主导的心理满足，但也悄然完成了对他的消解与颠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一种声音的价值，就在于它发出时所遇到的碰撞与阻力。鲁迅曾说过：“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在这里，四铭虽是一个反启蒙的道学家，然而他的尴尬与那些遭遇“无物之阵”的启蒙者又何其形似。这也许正是鲁迅除了撕下假面的尖刻讽刺之外，又对他尚有些许温婉的同情的原因吧。毕竟，四铭是在家庭的权力秩序中叫喊于太太面前的，但他却对她漫不经心的附和没有半点反省，却还一味地亢奋，宛若自己就是国计民生的主宰，可笑之外，也实在又是一种内心无限寂寞的表现。他借助宏大话语而构建的家庭权力秩序，一旦遇到太太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层面的反诘就岌岌可危了：

　　“哼，”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嗡。”她不等说完话，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四铭大骂路人的冷漠与缺少同情时，太太最为关心的，却是他有没有给人家施舍，这可是关系到自家生计的问题，于是就做了回应，但与他的牢骚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对这样的回应，本当促使四铭想到实际的生存境遇，从大而无当的道德关怀中抽身出来。然而，他不，他偏偏给自己寻找辩解，但太太这时却根本没心思来敷衍他了，因为“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在这种行而下的生活面前，他的行而上的高调，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不得不一个人踱步到院子里。小说的叙事节奏突然慢了下来，这本该是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进行反省的时候。然而，他内心非但缺少这么一种自省机制，反倒充满斗争的亢奋，这才最终导致了他宏大话语掩盖下的淫心，在太太日常话语的逼问中现出了原形，而自以为在家庭权力秩序中的优越地位，也在家中小女儿对“咯支咯支”的戏仿中，以及在我们随之而来的笑声中，消失得没有踪影，更遑论他那些关于国计民生和文化道德的迂阔的议论了。

　　【注释】

　　[①]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

　　[③] 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名作欣赏》

　　[④] 刘东方、程娟娟：《“可恨”与“可怜”——<肥皂>新解》，《鲁迅研究月刊》

　　[⑤] 温儒敏：《<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鲁迅研究动态》

　　[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温儒敏：《<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鲁迅研究动态》

　　[⑧] 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⑨] 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名作欣赏》

　　[⑩] 李继凯：《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异化》，《海南师院学报》

　　人物介绍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179]、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183]“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个人作品

　　（1）小说集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2）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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