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
朝代：春秋战国|作者：屈原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
质菲薄而无因兮，焉讬乘而上浮?
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乖怀。
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悽而增悲。
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
内惟省以操端兮，求正气之所由。
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
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
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
奇傅说之讬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
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
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
时仿佛以遥见兮，精晈晈以往来。
超氛埃而淑邮兮，终不反其故都。
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
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蘦。
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长向风而舒情。
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
重曰：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
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麤秽除。
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
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
曰“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存，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闻至贵而遂徂兮，忽乎吾将行。
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
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
玉色頩以脕颜兮，精醇粹而始壮。
质销铄以汋约兮，神要眇以淫放。
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
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
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
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
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
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
屯余车之万乘兮，纷容与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
服偃蹇以低昂兮，骖连蜷以骄骜。
骑胶葛以杂乱兮，斑漫衍而方行。
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
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
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
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
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揽慧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
叛陆离其上下兮，游惊雾之流波。
时暧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
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轂。
路漫漫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
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
欲度世以忘归兮，意姿睢以抯挢。
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淫乐。
涉青云以汎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
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
汜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
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
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
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
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蟉虯而逶蛇。
雌蜺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
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
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
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
召黔赢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
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
鉴赏
全诗按思想感情的脉络，可以分成九段。
第一段是总起，交代远游的原因。基调是开头两句：“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对恶浊朝廷的迫害充满悲愤，只得去远游了。到哪里远游呢?“托乘而上浮”，去的是天上，是人们所崇仰的神仙世界。
第二段写远游者的心境，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定下全诗感情基调：悲愤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到四方远游的宁静环境，和诗人关怀现实的热烈内心，形成一对矛盾，从而引导下文诗人情绪的多变反覆。
第三段提出一系列的仙人：赤松子、傅说、韩众等，作为追慕的对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不过，诗人内心仍然隐隐作痛：他忘却不了故乡，忘却不了世俗社会。难道得道升天、腾云驾雾，就可以躲避小人们的迫害吗?诗人无法回答。诗人的怀疑，实际上是自己对远游复杂的心理表述。
第四段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世俗社会，想到善良忠诚而遭朝廷迫害的情形，感到高阳帝时代清明的政治不会再出现，只好认真规划自己远游的行程了。第四段与第三段在内涵上相对。第三段写上天游玩却怀念人间，第四段写人间受苦就向往上天遨游。天上人间，始终成为诗人心灵的两极，时左时右，使情绪澜翻不已。
第五段是对三、四段情绪的决断。一开头有“重曰”二字，先重重地下断语：“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向南、向南，先向南方游览。诗人决断去远游，又定下方向，至此，才是远游从思想落实到行动。那么，诗人向谁请教远游的道理呢?第一位远游导师，便是王子乔。定了信念，请教仙人，远游便确定无疑了。
第六段是仙人王子乔的话。诗人把仙人的话，用富有节奏的文字记录下来，实质上是通过王子乔的话，表达自己对远游的体会：既然现世已无有道贤君，那么，上天悟道就是成仙立德了。古人说，人生三项不朽的事业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重要的。既然在人间不能再立德，成仙修行便是最佳道路了。王子乔的话，诗人的领悟，都集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上，可见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人间的道德规范永远深烙在他心中。
第七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一站：上天宫参观。上天之前，诗人吸取天之精气，神旺体健，然后乘云上天，进入天宫之门，游览清都等天帝的宫殿。古时说天帝宫殿在天的中央，诗人升天后先到天中央，作为出发的基点，可见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天帝，那是人间君王在天界的投影。隐约之间，人们感到屈原离开楚国都城远游，心中时刻忘不了人间的君王。
第八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二站：游览天上的东方与西方。先是游东方。诗人出游的队伍不是三两什役，而是一大队龙神卫护，八龙驾车，风伯、雨师、雷公做侍卫，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威严。拜会过东方太皓天帝和西方金神蓐收之后，诗人有点飘飘然了，享受到得道成仙的乐趣。但是，从高空下视。瞥见故乡，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该怎么办呢?决定再向南游，希望找到舜帝一诉衷肠。这一段写出游队伍的庞大神奇，既有大胆热烈的想像，又有丰富具体的铺陈，使出游的行列成为神仙世界的展览，渲染出成仙得道的快乐气氛。
第九段是全诗的结束，又可分两个层决。第一层写游览南方和北方，拜会南方之神祝融和北方之神颛顼，都深受教益。游南方北方的描写，比游东方西方简单一些，因为同样一支队伍，不必重复描述。只是突出了南方的鸾迎宓妃、湘灵鼓瑟，以及北方的冰积寒冷。第二层概括游览东西南北四方天空大地，感悟到人间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便是超越儒家的教化，使人与天地元气相一致，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样，即使不离开人间远游，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了。
《远游》一诗，写的是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的是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先后有太皓、西皇、颛顼等四方上帝。有雷神丰隆、木神句芒、风神飞廉、金神蓐收、火神祝融、洛神宓妃、湘水之神湘灵、海神海若、河神冯夷、水神玄冥、造化之神黔瀛等各类正神，有玄武星、文昌星等星官，有赤松子、傅说、韩众、王乔等仙人，有八龙、凤凰、鸾鸟、玄螭、虫象等神话动物，有汤谷、阊阖、太微、旬始、清都、太仪、微闾、寒门、清源等神话地名，迷离惝怳，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摇。这正是战国时代民间传说与原始宗教交叉的产物，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为人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素材，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依据。
赏析
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其后历代学者对本篇作者为屈原均无异议，直到近代，始有人表示怀疑。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先发难，其《楚辞讲义》云：“《远游篇》之与《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现代学者，陆侃如早年所著《屈原》、游国恩早年所著《楚辞概论》，都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游氏晚年观点有所改变)，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刘永济《屈赋通笺》也持同样的观点。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陈子展《楚辞直解》等则坚决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归纳起来，说《远游》非屈原所作，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是结构、词句与西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有很多相同;第二是其中充满神仙真人思想;第三是词句多袭《离骚》、《九章》。但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陈子展《楚辞直解》都认为《远游》结构语句与《大人赋》多相同之处，只能说明《大人赋》抄袭《远游》;描写神仙真人与屈原所处的楚文化氛围吻合，而神仙真人思想也仅是本篇的外壳而不是主旨所在;一人先后之作，中有因袭，自古而然，不足为奇。他们的观点，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今人更有著专文“从文风、修辞、语法、韵律等几方面客观而科学地列出一些事实。以证明《远游》的作者只能是屈原而决非别人”(姜昆武、徐汉树《<远游>真伪辨》，载《楚辞研究论文选》)。《远游》为屈原所作，似乎应该成为定论，正如姜亮夫所说，“从整个屈子作品综合论之，《远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远游》是垂老将死的《离骚》”(上一文姜亮夫引言)。
诗人与当时楚国政坛矛盾极深，而对那个嫉贤忌能、迫害忠良的朝廷，他唯一的办法是离去。对一个热爱国家的大臣，离开郢都去周游四方，并不是愉快的。所以，欲离不离，欲去还留的心态，使他的情绪寄托——诗歌，呈现一种徘徊犹疑、反覆凄迷的美。不过，《远游》一诗所描写的远游，并不是诗人的现实行为，而更多的是想像活动。因为是想像活动，诗人就把远游定位在天上，在神道怪异之间，在云光霞影里。众多的天上神祗，成了诗人的游伴。古人认为，天堂是真纯高雅的，所以，远游的梦想，也是神奇脱俗的。不过，最后诗人还是不得不回到人间，回到苦难黑暗的世俗社会。对世俗社会卑污的谴责，对高雅纯真世界的追求，也在远游的虚构中表露出来了。
卜居
朝代：春秋战国|作者：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赏析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简析
这篇文章记述了屈原的一件逸事，屈原被放逐三年之后，往见太卜郑詹尹问卜。无论它的作者是谁，这篇文章都是很有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在先秦的典籍里，没有关于屈原的资料，最早为他立传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也许因为搜集资料的困难，《屈原列传》的史料并不丰赡，倒是太史公与屈原的遭遇颇多相似，故借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的忧愤与怨怒，因此抒情胜于记事。屈原问卜未必实有其事，但屈原对自己的人生遭遇与做人处事的原则的反思却是非常真实的。屈原连设八问，以“宁”“将”两疑方式问卜，给人以不知所从的印象。其实，诗人的设问，与其说是他对人生道路和处世原则的困惑，倒不如说是他对黑白颠倒、清浊混淆的现实的震惊和愤慨。在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中，愈显出屈原廉洁正直、心性高洁的品格与坚持操守、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对屈原的研究，此文至少可供参考。
全文以屈原问卜开篇，以詹尹“释策而谢”的答语收结，中间以连珠式的对立设问的语句贯穿，文采斐然，往复盘旋，八对设问，一一贯之。虽铺陈夸饰，句式整齐，却不板不散，亦无重复之嫌。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体现了大诗人特有的气质。而且，这种体式，对汉赋“设为问答，以显己意”，颇具启发意义，或谓之汉赋之先声亦无不可。
哀郢
朝代：春秋战国|作者：屈原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
楫齐杨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
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
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
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
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
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九章·哀郢》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所谓“哀郢”，即哀悼楚国郢都被秦国攻陷、楚怀王受辱于秦，百姓流离失所之事。此诗采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全诗乱辞之前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四句一节)。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天问
朝代：春秋战国|作者：屈原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
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冯怒，墬何故以东南倾?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雄虺九首，鯈忽焉在?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
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鼌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鞫，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九辨》《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冯珧利决，封豨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纯狐，眩妻爰谋。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
化而为黄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白蜺婴茀，胡为此堂?
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天式从横，阳离爰死。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蓱号起雨，何以兴之?
撰体协胁，鹿何膺之?
鳌戴山抃，何以安之?
释舟陵行，何之迁之?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
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汤谋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妺嬉何肆，汤何殛焉?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
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厥萌在初，何所亿焉?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
吴获迄古，南岳是止。
孰期去斯，得两男子?
缘鹄饰玉，后帝是飨。
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
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简狄在台，喾何宜?
玄鸟致贻，女何喜?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平胁曼肤，何以肥之?
有扈牧竖，云何而逢?
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昏微循迹，有狄不宁。
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
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滨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汤出重泉，夫何辠尤?
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会朝争盟，何践吾期?
苍鸟群飞，孰使萃之?
列击纣躬，叔旦不嘉。
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争遣伐器，何以行之?
并驱击翼，何以将之?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
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妖夫曳炫，何号于市?
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
梅伯受醢，箕子详狂?
稷维元子，帝何竺之?
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
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
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
迁藏就岐，何能依?
殷有惑妇，何所讥?
受赐兹醢，西伯上告。
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
师望在肆，昌何识?
鼓刀扬声，后何喜?
武发杀殷，何所悒?
载尸集战，何所急?
伯林雉经，维其何故?
何感天抑墬，夫谁畏惧?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汤臣挚，后兹承辅。
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勋阖梦生，少离散亡。
何壮武历，能流厥严?
彭铿斟雉，帝何飨?
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中央共牧，后何怒?
蜂蛾微命，力何固?
惊女采薇，鹿何佑?
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薄暮雷电，归何忧?
厥严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处，爰何云?
荆勋作师，夫何长?
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赏析
《天问》是屈原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其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天问》的天，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沦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写作特点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层。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疑似银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应取此解。《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x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艺术特色
《天问》艺术上的独创，在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这首先表现为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热烈的情感相结合。《天问》全诗都由问句组成，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的深思熟虑后的见解、质疑，极富哲理，但它同时是一篇满含激情的文学作品，是一首激人情志、感人肺腑的长诗。其次，《天问》通过众多疑问词和虚词的运用，不同句式的变化，使全诗错落有致、疾徐相间，独具风采。句式、问式的错综变化，加上丰富的感情色彩，构成了全诗雄肆活脱、穷极幽渺的风格，取得了奇气袭人的效果。
《天问》是一篇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学情思的经典诗作。郭沫若先生称：“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学者讲，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学术思想，可谓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涌动的理性思想的脉搏。可以说《天问》一篇，是屈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总体认识的总结与升华的一种艺术再现，在那个时代，已不啻构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还有学者提出，《天问》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国巫史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从它涉猎广泛的170余个问题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的。
《楚辞》篇名。屈原作。关于“天问”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即自夏殷以来，天被视作万物之主，是统摄万类群生的，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来统称，所以有关万事万物的疑问，也可以统称为“天问”。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缘由，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惨，彷徨山泽，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于是当场题辞，写下此篇，用以排解愤懑、舒泻愁思。此说不一定可靠。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
《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问及天、地、人之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凡374句，提出了172个问题(统计标准不一，一说116问)。由于存在错简或脱漏等情况，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顺的现象。但总的看来，还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于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自篇首至“曜灵安藏”，以天事为主，杂以与天事有关的神话;自“不任汨鸿”至“乌焉解羽”，以地事为主，包括鲧禹治水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详，最后以楚国事为主，忧国情绪在这部分里颇为明显，但从文气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脱漏所致。全诗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体及历史传说，多为先秦时期的齐、鲁、三晋北方中原地区产生的诸书所不道，可能出于楚国所传旧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传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楚辞》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
此外《天问》也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著作。
创作背景
《天问》为屈原所作。题目为何不为“问天”?天尊贵因此不能向其发问，故而成为”天问”。屈原被逐，心中忧愁憔悴。彷徨于川泽之间，游荡在平原丘陵之上。向苍穹发出呼号，仰面叹息。见到楚国先王的宗庙以及王室公卿的祠堂，墙壁上描绘着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画面瑰奇美丽，形象神奇怪异，又有描绘古代圣君贤王行事的图画。四下游览之后，身体疲惫，于壁画下修养精神，抬头正看到所绘图案，于是在墙壁上书写了文字，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楚人哀叹屈原的不幸命运，将此文字收集起来，因此此篇在文字顺序上有颠倒之处。
赏析二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该作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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