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浅析
爱情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人们永恒不变的话题，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诸多关于爱情的诗歌记载。本文的内容是诗经爱情诗浅析，欢迎大家阅读。
诗经爱情诗浅析
前言: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从人类诞生开始，爱情就注定与人类纠缠不清。在原始社会就有婚姻之神的流传，在西方也有丘比特爱神的神话，可以说爱情与婚姻就是延续人类社会的纽带。作为最早的诗歌诗歌总集，《诗经》中必然留下了许多古代社会青年男女爱情的印证。
关键词:《诗经》 爱情 淫诗 情诗
正文:《诗经》作为遗留了2000余年的一部巨著，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诗经》中的爱情主要集中在《国风》里，小雅里也有些，以《郑诗》、《卫风》里的情诗最为有名。这些诗主要是民歌，主人公基本上是对爱情强烈追求的青年男女。这些诗篇毫不掩饰地歌唱了人们心中的爱情及渴望，使后来许多封建学者感到很头痛。这些诗的存在，是对古代人类的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的见证。古人非常强调婚姻、家庭的重要意义，用各种手段来干预婚姻和家庭，因此那时的青年男女是没有爱情自由的，相反往往会受到各种压抑和阻挠。而受压抑的又是女性占多数，也是女性的反抗最坚决。她们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一旦陷入爱情，他们会不顾亲人和习俗的阻挠，大胆说出:“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被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给我特。这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墉风·柏舟》)。她们甚至大胆地自找对象，道出:“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摽有梅》)，当它们得到幸福时，就会自然地唱出“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1〉正因为《诗经》中有太多对爱情露骨的直白，古代许多儒学家们，往往将《诗经》说成是“淫诗”，认为其内容有伤风化，不应该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从传说中孔子删诗以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对《诗惊》中的情诗的评价就有许多分歧，甚至到现在还是说法不一。
一、历来对《诗经》中爱情诗的评价
1、孔子评《诗经》
古代认为《诗经》为淫诗的评论家声称是以孔子的话为依据，其实他们歪曲了孔子的话，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了孔子。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证篇》)，这是他对《诗经》的总的评价。对于具体诗篇，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说明他认为诗三百都是思想健康的作品。因此，孔子很重视《诗经》在教育、政治活动等方面的作用，他强调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他教育学生要认真学习《诗经》，可见孔子对《诗经》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后人对孔子的话的曲解，主要是在孔子对“郑声”的评价上作文章。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其实孔子所谓的韶、武、郑声，都是指音乐。“韶”指舜时候的音乐，“武”指周武王时候的音乐，“郑声”指春秋时代郑国的音乐。他认为郑国的音乐不好，并没有说郑国描写的爱情的诗篇是“淫诗”。〈2〉孔子之后一直到秦汉，评论家的看法基本与孔子一致。
2、《毛诗序》中的《诗经》
汉末的《毛诗序》杂糅了秦汉以来关于郑卫之音的说话，但对《诗经》中描写爱情、婚姻的诗作了很大的曲解，对后世的《诗经》研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指周文王的妻子太太姒，说她“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是对《关雎》之义的曲解。《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也是几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诗，她描绘了一个上层青年男子对意中女子的爱慕和追求，及其想象与那美丽女子结为伴侣时的情景。说其是后妃之德，实在是有点牵强附会，歪曲了《诗经》中的爱情的本来面目。
3、朱熹眼中的《诗经》
南宋的朱熹，他虽然抛弃了一些前人的羁绊，但他比《毛诗序》中对爱情、婚姻诗的解说更牵强附会。他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采取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来解说《诗经》。在他眼中，《诗经》中郑卫描写爱情、婚姻的诗几乎都是淫诗。他在《诗经集传里》说:“郑、卫只乐，皆为淫声”，如他评价《邶风·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对《卫风·木瓜》，他则说:“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意思说它是淫诗。他虽然承认它是爱情诗，但又以淫诗否定了它。
4、明清以来对《诗经》中情诗评价的改观
明清以来，有些研究《诗经》的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桎梏，但他们开始对南宋时期那种把《诗经》中描写爱情的诗一概视为“淫诗”加以排斥感到不满。许多学者在研究《诗经》时，已开始把郑、卫之音与郑、卫之诗歌分开，从而给予了《诗经》中的情诗以肯定评价。由于他们世界观的局限，他们只肯定了其中的一部分描写爱情的诗篇，把另外一部分仍然归于“淫诗”之列，但相比前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了。杨慎、戴震、陈启源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驳斥了将《诗经》中的情诗诬为淫诗的观点.到现在，人们对《诗经》中的爱情、婚姻诗的评价已经逐步趋于客观化了，恢复了这些作品的本来面貌。《诗经》中的爱情诗展示给了我们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突出了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对生命内在本初结构恢复完整的焦渴，还原了生命与生活的意义。《诗经》歌咏了礼制完善之初时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清纯、自然和本性，表现出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光辉的思想，是最纯朴的思想。《诗经》时代的情感是真挚的、纯真的、山花烂漫的、天真无瑕的，正如歌德所描绘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诗经》时代有少年对在水一方的女孩的思慕，但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永远让河边的少男怅惘若失。《诗经》的情感是纯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简单明了，酣畅淋漓。正是因为《诗经》是人类童年时代天真纯朴，烂漫自由的思想的表达，因此后期的经学家、道学家批判为蛊惑之词，而这种未经礼教桎梏的，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神的遵从。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
二、《诗经》中情诗的分类
1、描写恋爱生活的诗
古代的劳动人民自春天到夏历十月为农忙时期，这时人们集中在野外，从事耕作。在春耕之前的二月到三月初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也允许男女青年进行恋爱活动。青年男女到郊外踏青休憩，参加盛大集会，男女在自由接触中就可以表达真挚的爱情，以求进一步结合。〈3〉他们的情歌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唱出来的，这种描写恋爱生活的诗往往写得浪漫欢快，直接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喜悦和向往。如《郑风》中的《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该诗写得浪漫不羁，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野间不期而遇，自然结合的情景，表现出内心的无限喜悦。诗以田野郊外，草蔓露浓为背景，同时也是一种象征，情长意浓，男女相遇，自然情景交融，人不期而遇，情也就不期而至了。这篇诗写得很大胆，也很率真，说明诗人心中并无对封建礼教的顾忌。《诗经》中还有许多是描写男女青年的纯真的恋爱生活的诗篇，如《邶风·静女》、《郑风·溱侑》等。
2、描写相思之苦的情诗
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大都是十分真挚、坚贞的，因此往往会造成相思之苦，《诗经》中有一部分爱情诗即是抒写热恋男女的相思之情，这类诗写得真挚而情意绵绵。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写的是一个男青年的真挚爱情与相思之苦，一个男青年在河边见到一个心爱的姑娘，于是便整天痴心地想她，睡梦里也追求着她，以致于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觉，最后如痴如狂地想到与她结婚。写男或女相思或单恋的，还有《周南·汉广》、《秦风·蒹葭》、《郑风·子衿》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
3、反抗礼教压迫的情诗
爱情的航船，很少一帆风顺，往往遇到漩涡和暗礁、惊涛与骇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封建礼教控制的社会，家庭的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主要的阻碍。如《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是一篇抒写一个女子由于受到家长的阻挠，人言的摧残，不敢表露爱情，害怕情人到来的诗歌，揭示了一个少女在爱情上内心的痛苦、矛盾及冲突。反映了自由恋爱受到礼教限制的痛苦。女主人公由于怕“父母”之言而不敢与情人幽会，说明“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对青年男女的阻力很大。第二、三章诗句里，提到“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说明当时已存在一种反对恋爱自由的社会舆论。这个女子的痛苦歌声，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4、弃妇的怨诗
在礼教的压迫下，妇女还常常被喜新厌旧的丈夫遗迹，因此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是描写弃妇被遗迹的过程及怨恨，弃妇诗是情诗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如《卫风·氓》就是弃妇诗中的名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一开始写一个女子与一个看起来善良忠厚的男子相爱，经媒妁之言后结为夫妻。但女子在过了三年的贫苦生活后却受到了丈夫的无情抛弃。诗人痛心地把弃妇比作陨落的桑叶儿，说明三年的贫苦生活的煎熬，使她失去了青春美貌。当女主人发现自己上当被抛弃后，她不仅伤心、悔恨，而且愤怒地指责丈夫的忘恩负义，表现了她坚强的敢于反抗的性格。但当时礼教的统治日益加强了，她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连自己的兄弟也报着嘲笑的态度，说明她的悲剧，正是自由恋爱与礼教冲突的结果。与《卫风·氓》有同样题材的弃妇诗，还有《邶风·谷风》、《陈风·墓门》、《王风·中谷有推》等，这些诗都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弃妇形象，从不同角度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4〉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参考书目:〈
1〉《诗经》诸葛山人作家出版社
〈2〉《古代文学研究集》余冠英等中国文联出版社
〈3〉《诗经》周满江上海古籍出版社
〈4〉《诗经解说》陈铁镔书目文献出版社
【拓展阅读】
《诗经》中的爱情诗婉转缠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
一、一夫一妻制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取判妻人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阁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邶风·柏舟》中“之死矢靡它”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其《邺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编衣茶中，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固”，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
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包括:
(1)纳采。男家清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笙，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幽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璃，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取妻如之何?必吉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
三、婚年与婚时
《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迫其吉矣。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迫其今兮。摽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造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浮杀止。”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氓)中诗句“匪我想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当时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哲哲”正是结婚之时。选择黄昏结婚是古代劫掠婚的遗留，劫掠婚总是乘黑抢掠女子，后来这种婚制消亡，习俗却保留了下来。
四、采摘、歌唱、投赠
《诗经》中有很多采摘诗，形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采摘母题。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彼采葛兮”“终朝采绿”等等，且多作为起兴。我认为这属于实写。采摘在氏族公社时期曾是一项主要劳动，《诗经》时代虽已开始农耕，但采摘仍在继续。《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暖我怀人，宾彼周行”。应是主人公因怀念远人，劳作变慢，才“不盈顷筐’。《采绿》也是这样，“终朝采绿，不盈不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都是寓情于景，写劳动中的思念之情。从采摘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
《诗经》中的爱情诗有大量投赠之句。《女日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子，杂佩以报之”《东门之粉》，’视尔如筱，贻我握椒”《漆消》“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在《木瓜》中说得更为明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据。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可见，相互投赠是青年男女交换定情信物。这种习俗至今尚存。苗族有些地区的“姊妹节”上，小伙子向姑娘讨“姊妹饭”，如果饭包的是苞谷须就要买丝线回礼;是松针要回绣花针。得到一个树勾表示两人勾在一起不分离;得到树叉意即叉开，表示拒于千里之外。“高跃坡节”，姑娘向她看中的小伙子丢一张亲手刺绣的花帕，小伙子掏出丝线、糖果或零钱，用帕子包好后丢给姑娘。苗族还有对歌传统，《诗经》恰巧也有这么一篇《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描写男女唱和的情景。将典籍中的记载与现存习俗两相印证，其中的相似是很有意思的。
五、“舟”与“水”在《诗经》中的含义
《诗经》爱情诗中有很多与水有关。如淇水、漆、消、扬之水等。水、舟这两个意象与男女之间的关系反复联系在一起。《鲍有苦叶》此诗是女子期待情人求婚之诗。诗中的鸣雁、鲍瓜说明了女子思嫁。雁是六礼中必不可少的，而鲍瓜是礼中合卺礼所用，把一个饱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执一个，用来饮酒，共饮漱三次，叫合卺。饱瓜味苦，其盛酒也苦，象征夫妇合而为一，同甘共苦。雁至也说明正是秋末，婚期到了，更使女子思嫁。“士如归妻，追冰未洋”一句与《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浮杀止”相印证，证明了此时的时间正是嫁娶之时。而此诗最后一节出现“舟子”，女子盼情人求婚与舟子、渡河有什么关系呢?此诗的“深则厉，浅则揭”二句令我联想到(赛裳)中“子惠思我，赛裳涉漆”“子惠思我，赛裳涉淆”二句与其意相仿佛，而(赛裳》是男女相谑之辞，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渡河之意。《漆消》《汾沮枷》都是写男女恋情，先以水起兴。水在这里到底有何含义?
且看《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妨。岂其取妻，必齐之姜。”闻一多先生认为古时男女幽会所在地一般依山傍水，好行秘密事，所以山和水叫“密”，水或叫“泌”。“泌之洋洋”含有此意。诗里明确将“取妻”与“食鱼”并举，按闻一多先生的说法，鱼代表两性关系和生殖，而水又与鱼关系密切。《王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叶舒宪先生在他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提到，薪、斧都与媒有关，与男女关系有密切联系。《绸缪》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新婚时提到束薪。“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斧与薪、媒联系在一起。“扬之水，不流束薪”，这里的水一定有某种特定含义。我认为，舟与水是一种男女关系的隐喻，来源不详。或因水边是男女幽会之所，或因叶舒宽先生所论证的淇水边的观“春台”礼，或因对水的原始崇拜，因为水的生殖力、生命力，等等。’总之，我认为其原因虽已不可考，但毫无疑问的是，“水”与“舟”中含有的一种隐喻固定了下来。所以《柏舟》中先说“泛彼柏舟，在彼中河”，“舟”与“河”都是暗示男女两人的关系，“涉漆”、“涉消”都是一种隐喻。《匏有苦叶》中的舟，当然也不是真是舟子，而是另有所指，很可能指别的男子。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在重题极少的《诗经》中，会出现两篇《柏舟》、三篇《扬之水》，显然是因为“舟”、“水”已获得了隐蔽的固定含义，此在咏男女爱情题材时都用它起兴。只是这种含义到今天已然失落，才给后人造成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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