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词中的悲剧悲情心态
中国古代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明珠，是中国传统文学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着广阔而深厚的美学意义，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
中国古代诗词体现出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心态，是其美学意义中最吸引读者的闪光点。中国古代诗词的悲剧心态，就是中国古代诗词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文人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的心理状态。这种悲剧心态表明诗人在力所未及的地方,超前地觉察到一种人生的未来价值。
对于“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评论，显然，这个结论是在跟西方悲剧相比较的前提下得出的。所谓悲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鲁迅先生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里所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指那些合乎人类进步要求,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合理的东西。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级形态的美,表现出一种人生价值。它严肃地探索着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提出生命最深邃的问题，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无限关切。如此看来，悲剧者，悲而剧者也。是一种非常悲伤、悲哀的心理状态。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悲剧心态正好吻合。所以，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悲剧，只是中国古代的悲剧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式的悲剧，而是一种稀释了的、心灵上的悲剧。这种“心灵悲剧”在中国古代诗词中表现最为明显。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可望而不可即之悲
包括怀才不遇、报国无门、集体情感与个体生命的冲突等等。最典型的是《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本是一首爱情诗，表现一个在恋爱中的痴情人的心理和感受，写得十分真实、曲折、动人。而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尽管“伊人”(理想)可望而不可即，但主人公却坚信她是真实的，于是不惜一切努力和艰辛去追寻她。追寻而不可得，便渲染出一种浓浓的悲剧心态。作为“蒹葭心态”的承续，后世则演变、出现了像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本是燕昭王修了招贤纳士的“黄金台”)的孤独，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的痛苦，杜甫“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的茫然，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无奈等等。可以说，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上叩天阍，下求失(佚)女”(天阍，天宫守门人;失女，此指美女。皆喻楚王)而失望、“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王勃《滕王阁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悲剧在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文人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着，于是，这种悲剧心态也就深深地融入到了历朝历代的这些优秀文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
二、伤春与悲秋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春愁秋恨比比皆是。一个个失意的诗人，把这种愁与恨或托于物，或寓于景，煅造出了一个个令人感动、感伤的意象，营造出了一个个令人感慨、着迷的意境，进而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心灵。
伤春鼻祖乃屈原：“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关于“伤春心”的理解，朱熹《楚辞集注》云：“目极千里，言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见千里，令人愁思也。”这说明，春天的氛围，春天的景象，本身就具有使人忧愁、悲伤的因子。一旦这种因子被失意而优秀的文人发现，就必然物化成了动人心魄的诗句。打开中国古代诗词宝库，伤春之作俯拾即是。如李词《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全词虽是思妇怀人的传统主题，却因意境高华、内蕴深厚而成杰作。起二句，卷帘本欲观景以抒怀抱，却仍春恨绵绵。着一“锁”字，主人公欲销忧而不得的悲剧心态跃然纸上。第三句的“风里落花”显然寄寓着主人公的身世飘零、孤独无依。下片首句，“不传云外信”者，实是无信可传之谓，这正是“春恨”之因。唉，落花无主，音信杳然，难怪主人公倍感凄凉与伤感，“丁香空结雨中愁”――那徒然的向往，那无望的等待，竟是无可逃避的结局了。最后以景语作结，一“暮”一“流”，几令人不忍卒读。后其子李煜《虞美人》写春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着一“流”字而将无形的愁苦描绘得连续不断，澎湃起伏，永无止息。
固然，伤春，因春有可伤之景;悲秋，亦因秋有可悲之象。但细追索，伤春也好，悲秋也罢，皆在于诗人的处境与心境，切合于此时此景，于是，悲情衬悲景，悲景添悲情。悲情缘何生?也还是“蒹葭心态”的继续吧。
三、夕阳天，明月夜
夕阳残照成了诗人悲悼往事残迹或自写人生失意的敏感触点。如辛弃疾词，当其叹惋英雄业绩随风雨而凋残时，使出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的境象;而当其悲慨英雄失路时，又出现“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境象。最后，由于夕阳天的景象给人的直觉感受就是凝重而浑厚的，所以诗人自会刻意于借此景象来抒发其悲凉深沉的思想感情，不管是周邦彦的“斜阳冉冉春无极”，还是柳永的“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抑或是马致远的“夕阳西下”，都能因此而使整个意境进入悲壮高深之界。一言以蔽之，斜阳残照感悲凉，日暮黄昏伤凄楚，分明已成为古代诗人遣悲怀、抒牢骚的艺术构想模式，而斜日沉沉、暮云重重的感觉结构，也正契合着诗人内在意念结构的迟暮消沉和忧郁悲慨。
在一定程度上，夕阳西下与明月徘徊已成为中国诗人悲剧性审美活动的敏感点。
四、游子思乡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描写了一幅暮秋游子思乡图画，作者一口气用枯腾、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把中国文化的经典绝妙之语进行了精心的概括。
“小桥流水人家”，从整首小令看，衬托了“游子”对家的眷恋和回想，更深的说是所有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穷”的一种超凡脱俗的渴望;企盼的一份宁静、安详;一种世外桃源的归宿。
小令的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将人的最终悲剧和对生命的无奈进行归结。
但我们说正是这种悲剧，也只有这种悲剧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志士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泪托起了中华民族文化，并使她不断发展，不断辉煌。正如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的《离骚》为屈大夫这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将永远闪烁出璀璨的光芒。
还里再看待一个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带有悲剧性的民族，从正常理解来看，并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悲剧文学的材料，但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没有催生出经典的悲剧文学作品，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些古代的优秀文人更多关注自我“立功”(无法“立功”，便产生了“蒹葭心态”)而极少把目光投向苦难的人民大众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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