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观后感1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观后感2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不用说了,它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热潮。笔者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张学良当时不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是怎么样呢”?我估计情况要比实际发生的事情好得多,张学良可以带领着东北军到绥远抗日,即使战死,部队被日军打散消灭,起码比他被蒋介石软禁了几十年的结局要好。杨虎城以后的境况也比被关监狱,最后被杀害的悲惨遭遇强百倍。张学良一离开,东北军群龙无首,孙铭九他们又杀了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混乱,周恩来只好把孙铭九暂时安排到延安躲藏,共产党为了避嫌也不愿留他们,孙铭九只好离开,最后为了生计当了汉奸,解放后受到审查,这是人们怎么也不愿看到的,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绝对是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周恩来当时劝他,说:不要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政治是无情的。蒋介石是一个最不讲人格的人,是一个睚此必报的人,他当时即shi要报在西安受辱的一箭之仇,但张学良不去南京,他也没办法。张学良后来的结局要好得多。
张学良1990年解禁后,她去美国探亲,邓小平,邓颖超,十分希望他回大陆定居,并派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前去接他,叶落归根嘛。回来后大陆也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可他就是没回来,造成终身遗憾。据说是李登辉不让他回,在美国还由得了他?对他守信,值得吗?毛主席说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我看张学良是遇到大事就糊涂。
历史是不能重演的,就是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那么多的不如意,才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要是什么都功德圆满了,也没有啥意思了,不是吗?
西安事变观后感3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观后感4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5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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