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刑事申诉状样本1
申诉人：张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母，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aaaaa.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xx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xxxx年12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xx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xx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xxxx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xx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xx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xx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xxxx年 月 日
最新刑事申诉状样本2
申诉人：
申诉人因***涉嫌贩卖毒品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xxxx)沪一中刑终字第78号刑事裁定书，后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于xxxx年5月12日发出驳回申诉通知书((xxxx)沪一中刑监字第12号)。
请求事项：请求撤销原裁定，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予以从轻改判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事实不清
1、7.51克毒品无证据证明是贩卖
(1)、无任何证据证明7.51克毒品属于贩卖的性质, 《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而本案无证据证明该7.51克毒品贩卖的主观故意、交易相对方、交易场所、交易价格等因素，故不能认定。本案没有证人证言、同案犯供述等材料证明****是贩卖该7.51克毒品的.并且****到案后的供述一直非常稳定,均称是自己吸食.
(2)、****的供述也多次表示，该7.51克毒品是准备自己吸食所用.(详见案卷17页、22页)。我们认为结合全案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的供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应该得到认定.
(3)、不能因为前一天贩卖毒品0.3克,进而推测第二天带在身上的毒品也是用于贩卖.刑事案件需重证据,而不是完全依靠推理.事实上,不管相隔多长时间,只有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认定为贩卖.刑事案件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仅靠推理断案.而且这两批毒品属于两宗独立的事实,不能用第一起的犯意来直接适用该7.51克毒品.
(4)、****有长时间的吸毒史，其供述该批毒品为自己吸食的解释也合情合理。
(5)、在公安侦察阶段，也并无证据认定7.51克毒品性质为贩卖,因此,公安机关在移送起诉的时候,也仅认定贩卖的数量为0.3克.
2、认定情节严重缺乏法律依据
(1)、****涉案数额仅0.3克,而且是*****主动要购买该毒品.
(2)、0.3毒品及被告人身上搜查的7.51克均被公安机关及时没收,未流向社会.
(3)、公安机关发现被告人时仅是形迹可疑，而被告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有关犯罪事实，属于自首。而且据****称，其在抓捕过程中亦未有任何反抗。
(4)、****主动交待了*****吸毒的事实，虽不构成犯罪，但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现象、净化社会环境起到一定作用。
(5)、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也积极举报，有可能构成立功。
(6)、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足以证明其悔罪态度。
(7)、****虽有吸毒史，但未被刑事处罚过，属于初犯。
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
1、裁定书并未写清具体适用的法律依据，裁定书第三页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上诉人****身上搜出的甲基苯丙胺7.51克应计入贩卖总量”.驳回申诉通知书中也称：相关法律规定了应一并作为贩毒的数量。具体适用的是何法律第几条第几款,均不明确,难以让人信服。刑事案件需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果适用法律都不明确，如何来保证结果的准确。
2、本案不应该适用上海高院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2000)312号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抓获贩毒分子以后，在其住所等藏匿地点查获的毒品，应一并计入贩毒数量，酌情从轻处罚，而不能另行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以贩养吸的毒品犯罪分子，其处理方法亦同。
3、本案应该适用《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xxxx年)第一条中如下规定：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被告人****正属于这种情况，对7.51克毒品不应该进行刑事处罚.
4、从时间上来看，前者是2000年文件，后者是xxxx年;从层级上来看，前者是上海高院的文件，后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者的最后仍强调：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同问题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的，遵照司法解释执行。
5、驳回申诉通知书中称的“情节严重”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这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上得出的结论，事实认定错误，再适用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则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三、本案量刑过重
1、被告人******仅应该被认定为贩卖0.3克,且有自首.立功是否构成仍需进一步研究.
2、该案并无从重情节
3、该案被一审法院量刑两年半，二审法院维持，显然过重。
四、本案存在的问题
1、认定7.51克毒品属于贩卖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2、法律适用错误。二审裁定书、申诉驳回通知书均对适用法律避而不谈，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刑期长短，涉及人身自由与家庭幸福，更关键的是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被告人有罪，但不至于应该量刑两年半之久。在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中，被告人合法的人身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3条、204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的量刑畸重，恳请贵院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和理由，公正司法撤销原判决，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对******从轻改判。
以上意见，恳请贵院予以考虑。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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