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案1
申诉人郑xx,男,xxx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天台县人,住浙江省天台县城关镇赤诚路皮革厂小区。
申诉人因故意伤害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刑监字第1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 请 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 与 理 由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见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申诉人于xxxx年8月7日上午，因相邻房屋接驳超高而与邻居潘建桔发生争执，申诉人见潘建桔拉住自己衣服不放，即后踢一脚，踢中潘建桔膝部，致使潘建桔右膝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断裂，构成重伤，据此两审法院均判决申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申诉人认为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均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按照刑法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因此，当某种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如果要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认其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申诉人郑xx是否应对被害人潘建桔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取决于郑xx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存在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上述性质来分析本案的因果关系。
一)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方面分析，没有关于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指证“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客观存在。所以，在认定因果关系解决刑事责任的时候，单靠司法人员的主观分析和推理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还得通过司法鉴定对被害人伤害情况的成伤机制作出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在做下一步分析前，请允许申诉人罗列膝关节韧带损伤的一些基本常识：1、内侧副韧带损伤(MCL)，几乎为膝外翻暴力所致，当膝关节外侧受到直接暴力的使膝关节猛烈外翻，便会撕断MCL，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也会使MCL断裂，MCL损伤多见于运动创伤，如足球、滑雪、摔跤等竞技项目;2、外侧副韧带损伤(LCL)，主要为膝内翻暴力所致，因外侧方髂胫束比较强大，单独LCL损伤少见，如果暴力强大，髂胫束和腓总神经都难免受损伤。3、前交叉韧带损伤(ACL)，膝关节伸直位下内翻损伤和膝关节屈曲位下外翻损伤都可以使ACL断裂。一般ACL很少会单独损伤，往往合并有MCL、LCL与半月板损伤的，但在膝关节过伸时，有可能会单独损伤ACL，另外，暴力来自膝关节后方，胫骨上端的力量也可使ACL断裂，ACL损伤亦多见于竞技运动;4、后交叉韧带损伤(PCL)，无论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或伸直位，来自前方的使胫骨上端后移的暴力都可以使PCL断裂。暴力又分膝过伸暴力和后旋暴力，膝过伸暴力迫使膝关节处于过伸位，首先引起PCL断裂，暴力继续使膝盖过伸，继而ACL也受损伤，后旋暴力是指当足部固定时胫骨上端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并同时旋转，这种损伤机理常常导致复合损伤，即合并有侧方结构的损伤。PCL损伤少见，通常与ACL同时损伤，单独PCL损伤更为少见。从上述膝关节韧带损伤知识的罗列，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案被害人潘建桔的伤害情况十分特殊，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这种伤害结果出现的几率非常小，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形成的，成伤机制相当复杂。申诉人“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法官仅依据常识来进行推理和判断难以作出准确认定，必须对其进行司法鉴定。而本案刑事审判部分仅有的三份鉴定(详见证据十五、十六和十七)撇开其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谈，单就鉴定目的和鉴定内容而言，均是伤情鉴定，没有任何一份鉴定就成伤机制做出过分析，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作出过判断。既然成伤机制没有查明，“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确定，理所当然的结果，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就不宜推定申诉人郑xx有罪。
二)从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不能排除自行摔伤的可能性。
因果关系的条件性是指因果关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原因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发生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出某种结果。这种具体条件，既可能是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也可能存在于被害人自身之中，或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考察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时，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案公安机关没有进行现场勘查，是致命的缺陷，案发现场地面情况是否凹凸不平，是认定是否具有摔伤可能的重要证据，然而天台县公安分局竟然没有在案发当时进行勘查并作出《现场勘查笔录》，最终导致是踢伤还是摔倒扭伤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打架现场必须做现场勘查并搜集证据本是是刑事侦查的基本常识和任务，未及时勘查，失去了收集证据的良好时间，且永不可弥补。好在申诉人在案发后，自己就案发现场做了拍照留存(照片详见证据十八)，虽然效力远不如《现场勘查笔录》，但基本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照片显示被害人潘建桔自己陈述的倒地之处，四张红铁门前两米左右的地方，正是废砖碎石堆放处，地面凹凸不平。加之被害人潘建桔脚穿塑料高跟拖鞋、拉扯、追赶、体胖等多种情形构成了本案案发时的具体条件，再结合大脚趾出血、右腿内侧多处皮肤擦伤(该伤情有证人证言、病历为证)的体表受伤情况和被害人陈述的被踢部位没有局部直接暴力造成的体表伤和骨骼伤等等情况综合分析，不能排除被害人具有绊倒摔伤的可能，既然自行绊倒摔伤的可能性没有排除，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和诉讼原则，就应当推定为申诉人无罪。这不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更加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法治进程。
三)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分析，申诉人“后踢一脚”单一暴力伤害行为不可能造成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是指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多种原因导致，即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案件。这类案件的发生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等。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当审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系危害结果发生的真正原因之一，如果是，还要查明该行为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
根据“因果关系客观性分析”一段中罗列的有关膝关节韧带损伤相关知识，我们不难看出本案成伤机制十分复杂。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本案十分罕见的伤害结果，我们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在实际生活中的成伤机制，中国骨科鼻祖黄家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基本观点如下{详见附件参考文献二、黄家驷《外科学》第九十六章(下肢损伤)第1987页【诊断】部分}：
一、成伤机制大体可以归为四类：1、屈曲-外展-外旋损伤，最常见，外力多来自膝或小腿之前的外侧，或身体向对侧旋转时扭伤，最先伤及内侧韧带，然后是前交叉韧带(ACL)和半月板，外展应力较强者，可合并胫骨外髁骨折，ACL的断裂处多在股骨髁附着面;2、过伸损伤，单纯过伸损伤所涉及的组织主要是PCL和ACL损伤，依作用力的着力点在膝上或膝下有所不同;3、前后位移损伤，膝关节屈曲位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可以造成PCL断裂，但反向暴力造成ACL损伤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4屈曲-内收-内旋损伤，多伤及外侧副韧带(LCL)、ACL、以及腘肌腱，此类损伤很少见。二、从损伤组合看，前交叉韧带(ACL)，多合并内侧结构，很少合并外侧结构损伤，后交叉韧带(PCL)既可以单纯损伤，也可以合并内侧或外侧结构损伤，但后交叉韧带(PCL)合并内侧结构损伤的机会较小，机制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在屈曲位扭伤所致，严重者后交叉韧带(PCL)与前交叉韧带(ACL)同时损伤。
根据黄家驷的归纳总结，并结合前述的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基本常识，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要形成本案被害人“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伤害结果，需要在膝关节处于屈曲位并由多种力量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的旋转暴力所导致，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当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再外加前方暴力或后旋暴力因素叠加而形成。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奔跑中用足内侧起脚踢球时，突遭对方球员从侧后铲球。回顾前述“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一章中黑体字部分的内容，申诉人就本案伤害结果形成的过程做这样一个假设，请评判其合理性和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被害人潘建桔穿高跟凉鞋快步向前追赶申诉人郑xx，右大脚趾头踢到废砖头之类的障碍物，高跟鞋鞋跟一歪，右足掌内侧着地，人以顺时针方向从左向右对侧旋转，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旋转力和右膝外翻应力，两力叠加，形成本案的损伤。申诉人就这一假定，做了多次模拟实验，发现完全符合理论上的成伤机制，如果再加上地面情况凹凸不平，最有可能导致右膝内侧多处擦伤，和本案门诊时的伤情纪录也十分契合。
再根据本案的言辞证据做一个分析：被害人从后面拉住申诉人的衣服时，申诉人后踢一脚，根据这描述，两人显然是前后站立，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此时如踢在内侧，形成的是外翻应力，损伤的时外侧副韧带，根本不可能损伤内侧副韧带;如踢在膝盖部，来自前方的暴力只能导致过伸损伤或前后位移损伤，伤的是PCL，几乎不可能再导致其他韧带损伤。分析结论表明，单纯来自右膝内侧或右膝盖的局部直接暴力是不能造成这样的损伤的，况且局部的暴力作用往往会造成局部体表或骨骼的损伤，本案所提供的病历均不支持直接暴力所造成的损伤。
关于这一分析和判断的结论，有两个几乎完全类似的案例可以相互印证。《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医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版)第390页、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王刚论文《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一文的案例一(详见文献四)和中国法医学杂志xxxx年第24卷第6期案例报道、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系杜宇和林子清合写的《膝关节韧带损伤成伤机制法医学分析一例》(详见文献三)两文中的案例，和本案几乎完全雷同，两案例都是甲乙两人因纠纷发生厮打，导致其中一人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文献三案例仅断内侧副韧带和前交叉韧带)。两文的分析结果也都明确指出：案例所述损伤，局部直接暴力无法形成。
综上，即使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当然不能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
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
一)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被踢中部位是右膝髌骨内侧还是右膝盖部)的描述前后矛盾，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被害人潘建桔在xxxx年8月7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被踢部位为“右腿髌骨左侧(医学上称右腿内侧)”(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四行)，但在xxxx年2月1日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说被踢部位是“右膝盖部”(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十二行)，到底踢在哪里?右膝三根韧带断裂，伤势不轻呀，踢在哪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怎么才相隔半年多一点点就记不清了呢?那就显然只有一个解释：根本没有被踢!
被害人陈述固然是证据之一，但如此关键事实，居然记不清楚、前后矛盾，显然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做了虚假陈述，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二)根据法医学关于钝器伤之足踢伤的有关知识，一脚踢断三根韧带，应当存在致伤痕迹，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害人右腿有踢伤的痕迹。
根据有关法医学关于钝器伤的知识(详见文献六第二页)：足踢伤(kicking)多见于人体下部，如双下肢、会阴部、臀部、腰腹部，如被害人处于蹲位，坐位或卧位，则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损伤性状及程度与被害人穿着、加害人脚上是否穿鞋、鞋的质地、作用力大小及作用部位等有关。除了因足踢时外伤作用力一般较拳击时为重，致伤作用面也较拳击时大，因而足踢伤的损伤程度多较拳击伤为重，较易造成受伤部位的骨折或内脏损伤，其他特点与拳击伤类似(由于拳头为不规则形状，体表常见不规则形擦伤、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由于拳头表面有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被覆，因此打击在人体较柔软的部位，如腹部、胸部、四肢肌肉较厚部位，常不在受伤部位外表皮肤上留下损伤征象。尤其当穿有较厚衣着时，有时留下外伤，程度也很轻，如擦伤和挫伤，不大可能形成挫裂创。)如所穿鞋较硬，有时能在受伤部位形成部分反映鞋尖形状的擦伤和挫伤。小孩、老人、体弱者遭受足踢伤，其后果常较一般人为重，因而致死的并不少见(文献六、法医学之钝器损伤)。
在本案中，申诉人后踢一脚致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此非强大暴力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结合前述足踢伤的法医学常识，被踢部位(右腿髌骨内侧或右膝盖部)应当能找到致伤面，挫擦伤、皮内出血、皮下出血，因为正值夏天，甚至应该能找到反映鞋跟形状的挫擦伤。但是不论在门诊病历还是住院病历里，都没有致伤痕迹方面相关的伤情记载。
本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4月20日发布施行)第5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查明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公安机关有义务运用刑侦技术对致伤痕迹和致伤工具进行检验和鉴定，以此确认申诉人是否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遗憾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安机关又没有依程序办案，遗漏了重要的一环，导致踢还是没有踢，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申诉人自始至终否认有“后踢一脚”的加害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也完全不能认定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行为，既然不能证实申诉人实施伤害行为，本案应当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三、指控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依据。
(一)天公(xxxx)活检字第277号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活体检验报告)，本案据以刑事立案的证据，不但形式不合法，内容也有重大瑕疵。
从形式角度而言，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1980年的《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二条也规定：鉴定书由鉴定人签名，检验报告由检验人签名，注明技术职称，并加盖“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可见，鉴定书上鉴定人签名是法定形式，而该份鉴定书法医陈栖亭没有签字。陈栖亭目前退休在家，申诉人走访他并询问签名事宜，他非常错愕，谨慎表示，他一生做事谨慎，只要是亲自经手的，存卷备查的鉴定他都会签字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份鉴定不但形式不合法，来源也不合法。
从内容上看，重伤鉴定结论不确定，因该鉴定刻意加注了“随时间延长，加强功能锻炼可望减轻伤害程度”的说明，更为荒谬的是，被鉴定人，也就是被害人的名字被写成了“泮建桔”，检验对象究竟是谁呢?至今没有更正。
(二)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最后确定申诉人有罪、并判处四年徒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
1、鉴定主体不合法。
首先，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该委员是依据xxxx年5月31日 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7条规定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由指定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专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的资深法医组成，挂靠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鉴定结论由该院出具。鉴定范围仅限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具体包括：死亡原因的医学诊断;损伤情况的医学诊断;疾病的医学诊断;伤害与疾病的关系;伤害后有无并发症、后遗症;伤害后有关生理、病理状态;其他涉及医学专门问题的诊断等(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2、3条)。而文证审查是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所办案件(包括批捕、起诉、民行等案件)中的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的过程。文证审查是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式之一。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显然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
其次，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鉴定资质。损伤程度鉴定属于法医学鉴定范畴，不属于医学鉴定范畴。《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第八条也明确规定：涉及损伤程度、尸体现象、死亡性质、死亡及损伤时间推断、损伤工具推断、是否造作伤等法医学鉴定由法院、检察、公安等法医鉴定机构作出。这一条规定非常明确指出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资质。法医界的权威著作《法医鉴定实用全书》界定：医院的医生做鉴定应签名为“医师鉴定人”，以利于与“法医鉴定人”相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同志1998年在全国法院第二届司法鉴定学术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医学鉴定不等于是法医学鉴定，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法医学工作者，不是医学工作者所能替代的，指定医院从事医学鉴定并不是说法医工作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产生这个误会，不要把这个误会留给历史。”可见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统而言之，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只能进行医学鉴定并出具医学鉴定书，无权进行损伤程度鉴定，无权出具法医学鉴定书，更无权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其鉴定文书不具备证据能力。况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医鉴定是诉讼证据的一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而医学鉴定则不是诉讼证据，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只能作为法医学鉴定的前提和基础，依法不得采纳为证据使用。
2、鉴定程序不合法。
本次鉴定，提请并委托鉴定的部门是天台县法院刑庭，受托单位是省高院法医处，出具的是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鉴定对象是被害人潘建桔，鉴定目的是对伤情程度做重新。既然提请的是法医学鉴定，就应当由省高院法医处依法自行鉴定，进行活体检验并出具法医学鉴定文书，但遗憾的是，省高院法医处没有自行鉴定，而是转委托没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进行鉴定，鉴定对象及方式也由对被害人的某些特征、损伤情况、生理状态、病理状态和各器官、系统功能状态等进行检验、鉴定，即活体检验，偷换为对起证据作用的法医鉴定书、浙江大学附属二医院医学鉴定书、病历等文证材料进行审查，即文证审查。整个鉴定程序完全不符合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3、鉴定文书形式不合法。
鉴定文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必备的各项内容，鉴定结论必须符合证据要求和法律规范。依《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文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应明确提出同意、不同意、建议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审查意见，并说明理由。由于文证审查意见书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不应在意见书中提出鉴定结论性的“轻微伤”、“轻伤”、“重伤”的审查意见，也不应表述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或“结论可靠”。作出鉴定结论后，鉴定人都必须签名，只有持不同意见者才有权不签名。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文证审查意见书结论不符合要求，并且四个共同鉴定人，居然无一人在文书上签名，，是不是四个鉴定人无一人认同该结论?不管背后有多少原因，没有证据无从追究，但至少有一点，单从形式该文书格式就不合法。
4、内容不具有客观性。
抛开主体资格不谈，单就内容而言，在法医文证审查中，需要对被鉴定文书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分析，需要通过对检验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关联性、一致性的审查，确定某种损伤和某种结果的内在联系(也即因果关系)，最后确定被鉴定文书的客观真实性。在本案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是唯一一份合法性没有瑕疵的鉴定(详见证据十六)。请注意该材料的两个关键点：1、该材料第二页顺数第六行表达内容为：检查过程中被鉴定人配合欠佳，尤其是检查右膝屈伸活动中;2、第二页顺数第十三和十四行表达内容为：检查显示右膝屈伸活动丧失在50%以上，但体检时被鉴定人配合欠佳，故屈伸度难以作为鉴定的依据。这两个关键点，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直接决定罪与非罪，以及量刑的轻重，但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在引述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的相关内容时，刻意去掉上述两个关键点的内容。既然是文证审查，怎么可以去除直接影响结论的关键内容呢!如此行径，不能排除别有用心、构陷他人的嫌疑。
综上所述，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文书格式均不合法，内容也不具有客观性，显然不具有证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证据。
三)住院病历及护理记录重抄、篡改痕迹十分明显,涉嫌伪证。
1、护理入院录及报告单(证据十四)
仔细审查第2页，我们可以发现该页共有七个护士的护理记录，但只有三个人的笔迹，这三个人分别是葛紫阳、许照英、陈小倩。项桂莲、陈薇以及徐冬梅的护理记录经比对均是陈小倩的笔迹。篡改处尤其对比鲜明一处是8月8日下午三点徐冬梅的护理记录，该记录刚好跨页，第二页最后一行和第三页第一行，同一个人的护理记录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人用两支不同的笔写出来的。
2、住院病历
查看住院病历病史诊断依据部分(证据十三第七页),其诊断1表述为：外伤史明确，内翻应力加右膝内侧直接受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内翻应力的“内”显然是由外字修改而来。为什么这么改，这涉及到一个医学知识问题：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时，膝内侧直接受力形成的是内翻应力。医生葛永健为配合被害人潘建桔的控告，申诉人郑xx后踢一脚，踢中其右膝内侧，以期相互印证而将外字改为内字。但也恰恰是这欲盖弥彰的一改，进一步证明了住院病历是篡改的，因为从骨科学关于成伤机制的常识(因果关系部分罗列了这方面的知识)来说，内翻应力损伤外侧副韧带，外翻应力损伤内侧副韧带。而本案受害者伤的是内侧副韧带及前后交叉韧带，外侧副韧带没有受伤，这清楚的说明受害者根本不是内侧受力。葛永健当时是实习医生，专业知识贫乏，他不经思考的一改，让申诉人顺藤摸瓜找到了病历资料被篡改的痕迹。另从整个病史部分书写十分整洁、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删涂的痕迹等明显不符常规现象也能看出病历被偷换了。尤其离谱的时，动手术的麻醉纪录篡改时因时过境迁，记错了日期，签字日期竟然写成是8月3日的了。
四)言辞证据除被害人描述被踢部位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外，还存在其他多处矛盾，现列举三大主要矛盾以说明本案言辞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为了更好更清晰的展现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让我们先确认和罗列各方说辞能相互印证几个事实：
关于纠纷的起点：仅有丁再义和申诉人郑xx有所描述，丁再义说申诉人郑xx拿一捆扎丝从家里走出来，在潘建桔后门口对出的弄堂上(地址状况可详见证据十八现场图及照片第二、三、五页)撞到他们(丁、潘、朱)三人的。这个说法和申诉人的说法一致，，两人说法相互印证，基本可以确认发生纠纷的起点是在被害人潘建桔后门对出弄堂口七米多的火表箱处。
关于潘建桔倒地的地方：言词证据中，有三个人分别提到被害人潘建桔倒地位置，其中潘建桔在检察院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门口一米的地方(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家两三米的地方，丁再义说是倒在快到申诉人门口的地方(证据四第二页倒数第五行)，范筱英说是倒在申诉人中间房屋的门口(见证据六第二页一、二行)。综合三人说辞并结合现场，基本可以判定被害人潘建桔倒地的地方在申诉人地基前两米左右，也即证据十八第四页所标示的地点。
关于丁再义和朱岩根追进了郑xx家里的事实，这一事实有丁再义(证据四第七八行)、潘建桔和申诉人郑xx三人的说词均予确认，三人说辞相互印证，应可认定。
关于申诉人的衣服被拉破的事实，该事实有被害人潘建桔、朱岩根、申诉人郑xx三人说辞确认，并能相互印证，应可确认。以上四个事实窜起来，基本可以还原整个案发过程的主干。现以主干为依托，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以此说本案明言辞证据里的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点相互不能印证，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违反逻辑、违反情理、违反常识，是由证据的虚伪性造成的，应当予以排除，存在实质矛盾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矛盾1、有无外伤。
受害人潘建桔陈述自己没有外伤(见证据2第3页倒数第7、8行)，范筱英等证人均说有外伤，医院病历也明确记载有外伤。
矛盾2、潘建桔倒地前，朱岩根、丁再义到底在哪里，弄堂火表箱处，被害人自家门口，还是在拉住和追打郑xx?
申诉人说在弄堂火表箱处遭到被害人潘建桔方三人围攻，不得已往家跑。被害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丈夫朱岩根和她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一第二页第九行)，检察院笔录则改口说她被踢倒在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她家门口(见证据二倒数第四、五行)。朱岩根则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同被害人一起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三第一页倒数第七、八行)，拉的过程中，申诉人踢倒他妻子，即受害人。范筱英在公安笔录中说被害人潘建桔追上去拉郑xx时，朱岩根也追上去拉(见证据五第一页倒数第五、六行)，但在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改口说被害人潘建桔倒地时，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被害人自家门口。
仔细分析上述说辞，便可发现，一旦涉及细节，这些说辞之间就矛盾重重，相互不能印证。任何关联性事物，都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细心分析，不难发现一点，被害人方在企图否认和掩盖三人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因为拉破了申诉人郑xx的衣服，并追进了申诉人郑xx的家里的事实各方证词都予以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无法改变，倘若再认定追打事实成立，即使郑xx后踢了一脚，也是为了摆脱纠缠，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的故意，其行为甚至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主观没有故意，就不能认定申诉人有罪，也不能达到构陷申诉人的目的。认定正当防卫，被害人就是咎由自取，连民事赔偿都不能主张。因此，被害人方，就潘建桔自己倒地时，丁再义和朱岩根倒地在哪个位置，闪烁其词，根本之目的就在于企图掩盖三人共同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其时稍有思辨能力的人都能明白，潘建桔倒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早就追进了申诉人的家里，否则，潘建桔一倒地就喊脚断了，这时倘若朱岩根还在自家门口，不马上赶去看自己的老婆，反而追进申诉人家里，这样的夫妻还是夫妻吗，合乎常情吗?
矛盾3、严弘到底在不在现场?
被害人潘建桔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在场人员是自己、朱岩根、丁再义和范筱英(见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一行和第二页顺数第一行)，在检察院笔录中则增加了严弘和褚玉珠。丁再义说在场人员只有四个人：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范筱英的笔录说在场人员是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严弘和褚玉珠。严弘和褚玉珠则说是接到范筱英的电话来到现场的，严弘把电话交给褚玉珠后跑下楼，刚好看到了申诉人踢了被害人一脚。让我们来结合现场分析一下这些说辞：
从规划图及现场，可以确认纠纷起点到申诉人家总共距离不超过8米，过程实际上也很简单，根据言辞证据归纳描述如下：拦住申诉人，要他去楼顶看一下，申诉人不去，返身往家走，被害人追过去拉住申诉人，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地喊脚被踢断了，申诉人趁机逃回家，朱岩根、丁再义追进申诉人家里。申诉人也一直坚持整个过程就一两分钟，范筱英也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整个过程大概就一两分钟(见证据五第二页顺数第五行)。结合距离和过程描述分析，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可信的、贴近事实。现在我们来做个假定：
假定褚玉珠和严弘说的时真话，请注意她们母子的说辞，严弘把电话交给他娘褚玉珠后便逃到楼下，到楼下时看到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在地上，褚玉珠挂了电话下来，只看到被害人倒在地上，申诉人后踢一脚是听儿子说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显然范筱英不在现场。反之，假定范筱英说的是真话，发生纠纷时她在自家门口，打架时她已经到了褚玉珠的门口，那么她根本没有打这个电话，褚玉珠和严弘就根本不在现场。
综上，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指控申诉人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严重不足。因此，恳请贵院重新客观、全面、公正的审查本案，根据我国法律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提起再审，纠正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重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宣判申诉人无罪，还申诉人一个清白，一个做人的尊严!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x
xxxx年3月1日
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案2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龙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龙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xxx)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8月8日作出的'(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6月23日作出(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200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龙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龙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龙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龙。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龙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龙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龙交出温某豪，刘某龙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龙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龙、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龙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龙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龙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龙、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龙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龙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龙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龙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龙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龙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龙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龙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龙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龙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龙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龙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龙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龙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龙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龙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在温某豪、周某斌打电话说抓到一个人叫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刘某龙就看到受害人的头部在流血，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分析认为：受害人头部损失为致命伤，潘某兵是因颅脑损伤死亡的。刘某龙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提出检验受害人头部伤口是否与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的伤口吻合，但公安机关没有采纳刘某龙的意见。(一审庭审时有相关记录)。成立共同犯罪行为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属于同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如果都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但分属不同犯罪，均不能成其为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行为整体。这是成立共同犯罪行为的关键。三是在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各行为人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整体，因此，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而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温某豪、周某斌等人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理应由温某豪等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龙充其量只是从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的这一行为也不应该算作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这一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犯罪行为。
七、温某豪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温某豪、周某斌、李某三人在案发后逃跑时，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如果刘某龙真的是案件的组织策划的主犯，三人何必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而温某豪、周某斌被抓获后，多次翻供，在看守所两个人多次串供，拒不认罪，态度很恶劣。这些都有证人证实和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本案从头到尾都是温某豪在组织、策划的，既由其出钱实施犯罪、又由其指挥其余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等。由此足以认定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综上所述，本案组织、主导人自始至终都是温某豪，而且本案的纠纷也是由其引起的，决定找人来教训崔某成也是其牵头商议的，由温某豪出钱，刘某龙才找人帮忙的。刘某龙在被抓以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温某豪、周某斌在被抓以后10月份前的口供与犯罪事实相符，10月份后就翻供否认参与犯罪(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曾指出这一点)在开庭审理时也不认罪。一审、二审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明显有不当之处。本案的主要组织、策划人是温某豪，刘某龙只是本案的从犯，但判决却是刘某龙为无期徒刑，而温某豪却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两个人的刑期悬殊如此之大，可以看出本案的判决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这位曾做过英国皇家大法官的思想家曾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申诉人认为：刘某龙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判决应该公平、公正，如此才能让被告人认罪伏法，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鉴于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恳请对此案重新审理，秉公判决刘某龙为本案的从犯，并从轻发落。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理律师：
xxxx年9月22日
附：申诉状副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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