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第一次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感觉是这样一本书：文字流畅，结构紧凑，有态度而不固我。对明史一无所知，你能享受这本书的故事;对明史略有所知，你能领略这本书的见解;对明史兴趣浓厚，你能享受这本书克制的热情。因为喜欢明史，我时不时都要翻一下这本书，去体会那一股流淌在民族记忆中的温情血液。
很多人都羡慕皇帝所过的生活，每天的饭菜都是山珍海味，住的房子又大又金碧辉煌，被无数人恭敬，还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完全就是神仙的日子嘛。然而，黄仁宇先生所写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却让我们见识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皇帝生活。
万历十五年，是明代历史中平平无奇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可以深刻地反映明代制度的症结，为此，黄仁宇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前后，影响了明代历史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把他们放在有着更长历史的明代制度之下进行考察，揭示了这些人无法超越自己时代的悲剧命运。这五个人，就是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还有军事家戚继光和思想家李贽。
万历皇帝10岁继位，开始几年，一切事物其实都是他的老师张居正在代劳。在他的早期，在老师张居正的辅佐之下，他使得明朝的政治处于一个中兴的一个状态，经济繁荣，军事强盛。然而，在不断的尝试改变时，他发现了一个极其令他不甘的事实：他对抗不了顽固的文官集团。他怠政前还有过最后一次反抗，他想要立他最喜爱的儿子为皇帝，然而却受到了广大文官集团的阻挠，即使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抗争，却最终仍然失败，也正是这么一次的抗争，才使得万历皇帝真正看出了现实的残酷，彻底的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的三十多年不上朝才导致了明朝在他死后仅仅24年就灭亡。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明朝的灭亡其实是一个注定的结局，并不仅仅是万历皇帝一个人的错。虽然我们在历史课上都学过，明朝和清朝的君主集权制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可实际上，在万历皇帝看来，作为一个皇帝，一辈子无法离开北京城，就连选择自己喜欢的人都不行，这其实是一种皇权的弱化。看似皇帝一手遮天处理着一切，可实际上这只手也不过是一个牵着线的木偶罢了，实际的权力都属于文官。明朝的程朱理学，其实才真正地掌控着朝廷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才使得了万历皇帝从一开始的励精图治到了后来的腐败堕落。
书上还提到了两个改革家：张居正和海瑞。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也是个谨慎而有权谋的人，但作为一个臣子，他代皇帝行使权力，毕竟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为此他不得不培植私党、暗箱操作，在他死后不久，一场针对他的清算展开，他的子孙受到严惩。而海瑞有着比皇帝还要道德的道德，却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和法律置若罔闻，无怪乎最终壮志难酬，被皇帝罢免。万历十五年，他官复原职，但死在任上。
此外书上还提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抗倭时期，组建了自己的戚家军，他招募朴实的农民入伍，利用宗教感极强的仪式，与士兵们歃血为盟，这一点改变了明代原有军队无赖儿郎充斥、战斗力不足的局面。他针对倭寇的特征，在军队中大力推广鸳鸯阵，强调士兵小队的技术配合。但明代制度规定文官节制武将。军事制度的创新，很容易遭到文官系统的猜忌，戚继光非常明了这一点，他的军事才能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野心，他得到了谭纶、张居正的赏识，最后升任蓟州总兵，在古北口一带构建了有效的防御体系。不过随着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他最终成了文官政治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军事创新也随风而去。
书上还提及明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李贽。李贽在成为明代知名的思想家之后，他发现当时的官场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办法，面对这种儒家理念和实际运作的巨大差异，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人内心深处的欲望该不该被压抑呢?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可以不问，所以海瑞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提倡，而张居正才具备一代贤相的素养。这种道德上大起大落的评价，实际上动摇了儒家那套克己复礼、返朴归真的哲学总原则。这给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检举的声浪之中，万历皇帝批捕了他，他也在诏狱之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书中末段作者这样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可悲的并非改革之受挫失败，亦并非政治斗争之猛烈残酷，而在于斗争后结果注定一样，没有人能除去全国数万万人脑中的瘤毒—天子亦不能。
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
合书沉默，历史惊人相似，孔孟之道对错与否呢?毕竟它以道德的性质禁锢了一代又一代。辩证的角度去考量，毕竟他还不是圣，总归是无完人无完治的。借古喻今，张居正，申时行会不会在当今找到他们的原型?一个力度改革，一个和谐社会，好好先生呢?用书最后一段作为总结便“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却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后面的，或许终究要走向他的完结。因为体制终究是换汤不换药的。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明白。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礼貌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明白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构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够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构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潜质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能够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潜质解当地的疑难;二来能够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证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正因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正因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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