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周年活动心得体会(一)
前瞻布局，提升产业能级
回顾发展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就提出要“抓高新、上规模、重效益”，主动转移当时还很吃香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渐成为深圳的第一经济增长点、第一大支柱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将科技创新改革向纵深推进，通过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2014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成为全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6年，深圳相继印发《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等系列文件，全面推进创新创业创造。2018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正式印发，为深圳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2019年7月，深圳再次推出《深圳市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率先落实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重大部署，科技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接轨国际，扩大科研资金的使用管理自主权。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深圳得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2019年，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17001家;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6277.98亿元，同比增长10.08%;实现增加值9230.85亿元，同比增长11.26%。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仍分别同比增长2.4%、2.2%。
随着5G时代的来临，深圳再次前瞻布局，大力建设5G行业应用_。截至8月14日，深圳已建成46480个5G基站。
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石兴中介绍，5G技术将给罗湖区转型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动能。从去年开始，罗湖区全面布局5G产业发展及产品应用，支持辖区企业融入5G产业发展和5G技术应用之中。如今，已在智能制造、路桥管控、物流机器人、智慧交通等多个产业、工业领域广泛使用。
5G产业是近年来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领跑”的缩影。在一次次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中，深圳构建起“四个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即全市产业以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深圳特区40周年活动心得体会(二)
在深圳看来，通过重大赛事的引起，积累经验，从而打造深圳自主体育IP，对城市体育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目前，深圳已逐渐形成一批深圳自主体育IP。
中国杯帆船赛和深圳国际马拉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引进职业体育俱乐部，打造职业赛事高地，这是深圳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又一契机。今年7月28日，林丹羽毛球俱乐部落户宝安区。截至2019年11月，进驻深圳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数量为16家。
依托深圳科技创新的领先优势，在产业链条上涌现出朝向集团、好家庭、喜德盛、中航健身会、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领先康体、博德维等国内外知名体育品牌。
展望未来：对标世界一流打造国际体育示范城市
201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深圳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建设国家队训练基地，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研究将深圳列为城市社区运动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城市。”
“这一意见的出台，给未来深圳体育发展树立了新目标，指明了新方向。”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合运表示，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从经济特区跃升成为先行示范区，符合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一直“敢为天下先、勇当排头兵”的城市特质和特区品格。
深圳体育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今年3月，深圳出台《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深圳体育产业发展总目标：到202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2.8%;到2035年，成为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典范，体育创新能力、体育综合竞争力世界领先，成为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到本世纪中叶，跻身世界体育产业高度发达城市行列，成为国际体育示范城市。
王志强说：“对标世界一流体育发达城市，是基于目前深圳体育发展基础和发展趋势，经过充分论证而制定的目标，是切合深圳体育实际的目标。它也是深圳必须达到的目标。”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新时期，新机遇，也意味着新的挑战。这一次，深圳体育要先行，更要示范，要打造国际体育示范城市，更要提供体育发展的深圳新样本。
深圳特区40周年活动心得体会(三)
从“三来一补”到“三新一高”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深圳特区40周年活动心得体会(四)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懂技术，一个能办得下贷款，一个做过处长，再来一个搞财务的，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深圳特区40周年活动心得体会(五)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但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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